1 二十年代中期，鲁迅一再提到具有浓厚佛家色彩的“人生苦”的命题，“人生多苦辛”、“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注：参见鲁迅《坟·写在〈坟〉后面》、《华盖集·导师》、《华盖集续编·“死地”》、《两地书·二》。）等，写于这一时期的《野草》也因此带上了浓厚的佛家色彩。许寿裳曾称鲁迅是大仁，“最能感受到别人精神的痛苦，尤其是默默死亡的人的惨苦”（《亡友鲁迅印象记》）。在中国小说史上，鲁迅是第一个把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酸辛和痛苦异常突出地表现出来的作家。在他笔下，祥林嫂、孔乙己、阿Q、闰土等穷苦人活在世上犹如可有可无的草芥，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名字也没有。他们活着被统治者敲诈、欺凌盘剥，死了，在社会上一丝波纹也激不起。孙伏园说《孔乙己》意在“描写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鲁迅先生二三事》），《阿Q正传》、《祝福》、《故乡》等又何尝不是如此。鲁迅曾悲愤地说，中国的百姓就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忍受着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已有四千年的历史，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注：参见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且介亭杂文集·病后杂谈之余》。）。对弱者的同情，对苦人命运的悲愤，以及对于社会的极端不满，使鲁迅极为推崇“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俄国小说家迦尔洵，称赞他“悲世至深”，“是在俄皇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压迫之下，首先绝叫”的小说家（注：《域外小说集·杂识》。）。不过，就鲁迅而言，二十年代他所说的“苦”主要包括幻灭之苦、流言之苦、牺牲之苦以及虚妄之苦。 “人生即苦”、“一切皆苦”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所言之苦，除了生老病死之外，还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以及五取蕴苦。由于佛教“一切皆苦”的价值判断内在地蕴含了人非不朽、社会改善永无止境、人非尽善尽美等人类实存之有限性与不完满性等真义，因此，历代而下，不断地引起世人的共鸣。就鲁迅的思想来看，他所谓的“人生苦”首先是由于现实的黑暗、历史的忧虑以及自己不断碰壁遭打击升华的结果，它既是形而上的对人之存在有限性的悲剧性体悟，也是具体而真实的生存苦难和生存困境。现实人生境遇中的惨痛遭遇时时证实着他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把握，而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悲苦、虚妄的本体性彻悟，又时时加重着他在现实人生境遇中的痛苦感受，这两个层面互相影响，不可截然分开。鲁迅本抱着文艺救国、改良人生的理想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然而经过运动低潮，目睹了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他痛苦地认识到在当时中国的现实面前，只靠文艺是没有出路的，“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两地书·二二》）。在黑暗专制面前，不仅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甚至连基本的人生安全也无法保障，他悲愤地写道：“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并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而已集·答有恒先生》）。另一方面，文艺的功能也是有限的，虽然可以作匕首投枪，但毕竟不等于宣传，也没有实际的战斗力，既兼顾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又发挥它的社会战斗功能，事实上是难于两全的，这也使鲁迅深感“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两地书·十》）。可以说，这种价值毁灭带来的悲观虚无思想是鲁迅一面前行，一面绝望，精神上苦闷不堪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改造国民性的艰难与启蒙的渺茫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的悲观和绝望。“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缺，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要变成漆黑”。（《两地书·四》）；“倘细细剖析，真要为中国前途万分悲哀”（《两地书·八》）。越是艰难，鲁迅的反抗也越是激烈，他那猛烈攻击旧传统“刨祖坟”的叛逆姿态不仅引起了官府的嫉恨，而且招致了绅士阶级的不满，他们或是在政治上给他栽赃，进行诬陷，或是对他的研究与创作进行贬损，或是制造不负责任的流言对他进行人身攻击。鲁迅说：“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为了提防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他的精神不得不时时处于高度紧张的“备战”状态，这不仅使他多疑，易怒，更给他仿佛置身于看不见的地狱的紧张、悲苦和绝望。“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造谣说谎诬陷中伤也都是中国的大宗国粹”；“据我的意见，公正的世评使人谦逊，而不公正或流言式的世评，则使人傲慢或冷嘲，否则，他一定要愤死或被逼死的”（注：参见鲁迅《两地书·二》、《寸铁》、《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在《朝花夕拾》中，一提起儿时初次受到流言的暗害，鲁迅的悲愤立时溢于言表，他那时常去衍太太家谈天，说到自己有许多看的和吃的想买，只是没有钱，衍太太便怂恿他去拿母亲的钱，到大橱抽屉的角角落落去找首饰珠子一类的东西变卖，“大约此后不到一个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直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文章写于1926年10月，当时鲁迅已经45岁了，但儿时那种“有如掉在冷水里”的感觉，却仍是透彻入骨的。对流言的警觉和痛恨，对暗箭的敏感和憎恶，足足伴随了鲁迅一生。在流言家的鬼蜮伎俩背后，他看到的是病态中国病态的人际关系的实质，冷酷、仇恨、充满敌意以及“吃人”与“被吃”的双重残酷。在中国，即使是生活在最底层受压迫最深的人，也同时在无情地迫害更弱者，以咀嚼和玩味他人的痛苦和窘境为乐，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在《孔乙己》、《示众》、《明天》、《药》、《祝福》、《阿Q正传》等一系列小说中，鲁迅都把犀利的笔锋投向了作为“看客的材料”的愚众，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敌意也充满了彼此间的防范意识的民族，“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狂人日记》）。正是这种对人性阴暗面和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洞察，使鲁迅时常感到自己的启蒙主张“迂远”、“渺茫”、“可叹”（《华盖集·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