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1)03-0021-03 刘锡庆先生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散文“文体净化”理论的研究与建构，著述不辍，矻矻以求且气魄不俗，自成一家，令人感佩。应当承认，刘氏文章资料丰厚翔实、论述严密自恰，其征引考辨、爬剔梳理的实证功夫和务实风格，实为笔者和当今所有散文理论家所不及。不过，资料的有征务实和逻辑的严密自恰，并不必然带来结论的正确，尤其并不带来它实践的可信性和可行性。 众所周知，刘先生的“文体净化说”是针对贾平凹的“大散文说”而提出的，贾先生主张“大”，刘先生主张“小”（净化），针锋相对且各拿“现实”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持。那么这个“现实”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前者看到的是，因散文家对散文文体理解得过窄，而造成散文创作的“浮糜甜腻之风”。[2](P8)后者看到的则相反，恰恰是因为散文家对散文“范畴”理解得过宽而酿成了当今散文创作的“乱相丛生”。我认为，他们所根据的“现实”，都是他们“眼里”的现实，并非全部的客观真实的散文文坛。因为就整体而言，当时的散文文坛已初露出九十年代“散文热”的端倪。由于二者都是在“摸象”，所以“净化说”必然同“大散文说”一样，一开始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原因是，刘先生总是以“净化文体”这个先入之见或先验之论来考察当今散文且执著不渝。在这个自设的尺度下，古代、现代和当代的散文都成了“十足的”“不折不扣的大散文”，连秦牧的“散文领域，海阔天空”之语也遭到驳斥。“净化说”坚持认为，中国散文“发展迟缓的症结”和“大不幸”，是因为“散文的过‘宽’过‘大’”，是因为“未能弃‘类’成‘体’”[1](P3)。这样，古今中外（按刘氏观点外国散文同样属于“文类”而非“文体”）的一切优秀散文和散文家都被“净化说”轻而易举地否定了，其偏激和武断比之“大散文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至今未能明白，关于“大散文”报章已议论很多很多，但对这个更加偏执武断的“净化说”，散文界为何至今未置一词？是慑于这个理论迷宫的气势而不散，还是因为不屑而敬而远之？笔者不才，远未理解散文的个中三昧，故只好凭仗着编辑有年的经验和直觉擅闯刘先生这个迷宫了，而恰恰是这个自恰自足的迷宫，曾使不少读者迷失了判断力和批判力。实质上，刘先生除了在散文的“范畴论”、“特征论”上重复了不少古人和今人的精彩论述外，并没有提出多少有新意的东西，惟一有“新意”的是刘先生大胆地提出了散文要“清理门户”即“文体净化”问题。而之所以提出“文化净化”，是因为散文文坛令刘先生“堪忧”的“乱相丛生”。但这个“丛生”的“乱相”到底指的是什么，刘先生的文章语焉未详。是因为散文中混入了“异质”文体的东西吗？如果是，应该是“喜相”而非“乱相”，因为这恰恰反映了散文家们正在探索散文写法的多种可能性，应当鼓励。怎么刘先生一己认为“不宜混同”，就断定“是向后看，开倒车，是不足取，不足‘法’”呢？至于刘先生多次提到的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杂文随笔都纷纷分门立户，独立成体，也正说明了散文家的文体意识的日益觉醒，它们该不该或能不能“留在‘散文’之内”，则与散文自身发展并无多少关联。假如“文体净化”与“散文繁荣”之间，真的像刘先生论述的那样，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不妨追问，净化后的散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仅仅是抒情散文吗？净化后的散文真的就挽救了中国的散文吗？既然“叙事、议论、抒情‘三位一体’”“海阔天空”不是刘先生心目中的散文，那么何种文体才是呢？“文体净化”真的是散文发展繁荣的万能法宝吗？否！恰恰相反，我认为，散文文体净化得越彻底，散文之路就越窄，就越接近死亡。因此，目前散文发展的当务之急不是“清理门户”而应是“添人加丁”，借鉴和扬弃“异质”文体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以寻求和探索散文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只有这样，散文才能充满生机地健康发展。在这方面，新时期以来余秋雨、周涛等人的文化散文、新生代散文以及目前方兴未艾的网络散文所进行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对“净化说”的一种无声的讽刺和反驳。而“净化说”论者对此视而不见，非但不去反思修正自己的理论，反而指责这不属于散文，那也不属于散文，责斥“四不像”散文，反对“雄性风格”，怒讨“新潮”散文是“乱上加乱”。可以看出，纸上的东西和自设的标尺已令论者走火入魔，丧失了自知力。 据我浅陋的识见，认为关于散文文体，是一个很难谈好而又不能不谈的危险话题，因而许多理论家或浅尝辄止或巧妙地避开不谈，而刘先生能够知难而进，勇往直前，这一点足让人刮目。然而，这仍然使刘先生陷入了理论的险境。既然“净化说”与现实不能对榫，即没有实践的可信性可行性，没有指导实践的前瞻性，散文家又对它“敬谢不敏”，那么它自然就是一个“伪话题”，瞄准和论述的是一个“伪问题”，虽然刘先生为此耗费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用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刘先生卖了很大的力气，谈了一个不值得如此费力且不讨好的问题。 但是，理论家们之所以少谈或没有钻进“文体”问题中不能自拔，还不仅仅是因为它“费力不讨好”，问题的关键是，谈散文及其发展繁荣，不能就文体谈文体、只谈“貌”不谈“心”、只谈“问题”不谈“主义”，反之就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而走入死胡同。比如，四十年代后直到“十七年”中，我国文坛出现的那些配合形势服务政治的所谓“大散文”，仅仅是因为其文体没有得到“净化”造成的吗？如果是，那么为什么范畴更大，更无所谓“净化”的战国散文和晚明散文，又会出现“百家争鸣”和“独特性灵”呢？周作人先生曾说，散文的发展和繁荣，往往出现在“王网解纽”“处士横议”的时代。林非先生也说，散文是人类心灵的忠实记录。这说明，抛开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抛开“人”这个主体，纯粹地搞文体的实证研究，是搞不出什么新意的。 我对“净化说”的疑惑和不满由来已久，通过二十多年的编刊和自己对散文的体味，特别是当我最近读了刘先生的新作《现代散文“理论建设”的回顾与反思》之后，更增强了我这次的“置疑”冲动。在这篇文章中，刘先生仍以“净化说”为标尺，开始了对新文学以来的所有散文理论家的取舍发难，品头论足，其中有赞扬有批评，包括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等等。但在“未能彻底厘清”“散文的范畴论”“从而留下了严重后患”这一指责上，新文学以来的所有散文理论家均未幸得免。刘先生认为，正是由于这些理论家没有厘清散文的范畴，才给我国散文的发展留下“后患”，而且很“严重”！而这些“后患”又指的是什么，刘先生仍是语焉未详。我认为，谈不清楚“严重后患”和“乱相从生”的具体所指，所谓的“厘清范畴”或“文体净化”当然就无从谈起。如果这种“后患”或“后遗症”具体指的就是四十年代以后产生的那种“大散文”，那么正如前述，其根本原因不在散文文体本身，而在于彼时代的文化政治。对此，许多散文理论家都作过很精彩到位的考察和分析。既然如此，那么如此“严重”的责任，怎能单单让这些前辈的理论家来承担呢？从九十年代初至今，刘先生几乎在每篇文章里都深深感叹散文文体净化之难，这篇文章同样如此，它除了继续责难中国散文是“文类”而非“文体”外，还指责外国散文更是比中国“大散文”还要“大”的“文类”。既然散文自己仍在我行我素且发展得很好，既然你认为古今中外的散文皆属“文类”，既然你已觉察到了，“净化”之难，那么，刘先生确实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认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