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3-0141-07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小品文创作的热潮，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作家们先后创办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专门刊载小品文的刊物，推崇创作的性灵，提倡写以自我为中心的幽默闲适小品文，造成了“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的声势[1]。在这几个刊物的影响下，《逸风》、《天地人》、《西风》、《谈风》、《文饭小品》等刊载小品文的杂志纷纷问世，将小品文创作的热潮继续推进下去。由于林语堂在提倡小品文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由于《论语》在小品文创作热潮中的突出影响，人们将30年代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创作群体称为“论语派”，其中林语堂、邵洵美、陶康德、李青崖、章克标、徐訏、老向、姚颖等人为中坚。 1947年邵洵美在《论语》等142期上发表了《论语简史》一文，简洁地回溯了《论语》的创办与发展的历史。他说： 《论语》创刊于二十一年九月。最先的几期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后来他为了要专心撰著《文坛登龙术》，于是由孙斯鸣先生负责。到了十期以后，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这时候《论语》已渐博得读者的爱护，销数也每期激增。林语堂先生编辑以后，又加上不少心血，《论语》便一时风行，幽默二字也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了。此后林语堂先生又与徐訏先生合编《人间世》，接着又与陶亢德合作《宇宙风》，为了外来的稿件不易分开，于是只得与《论语》脱离。我们便请郁达夫先生来继任编辑。不久郁达夫先生到福建去做官了，便由洵美约请林达祖先生合编。抗战军兴，时局紧张，政府的精神已完全两样，百姓的情感也已极度改变，我们便决计把《论语》停刊。 胜利以后，感到还应有像《论语》这样一种刊物，于是决计复刊。这时洵美正远去美洲，遂由我的老婆作主，去邀请一般《论语》老友来共商大计，并聘请李青崖先生编辑。所以复刊的工作完全是李青崖先生的大力，大家用尽方法，向各处打听《论语》老友的踪迹，一个个分头联络，《论语》便再生了。 这时李青崖先生同时担任京沪几个大学的课程，实在忙不过来。洵美于十二月回国，李青崖先生便坚请辞职，洵美只得暂代编辑，并仍约旧友林达祖先生一同帮忙。这是《论语》自创刊到今天的一个简单的历史。 论语派的创作受到以鲁迅为主的左翼阵营的反对与批评，鲁迅发表了《小品文的危机》、《从讽刺到幽默》、《小品文的生机》、《杂谈小品文》等一系列文章予以批评，1934年茅盾发表了《关于小品文》，1935年《太白》杂志发表了周木斋的《小品文杂说》、聂绀弩的《我对于小品文的意见》、洪为法的《我对于小品文的偏见》等文，都对于论语派的闲适幽默小品文创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左翼作家们认为论语派的幽默文学脱离了社会的斗争，其实质是“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2]。 1934年，站在南京政府立场上的微风文艺社，却也将林语堂视为与鲁迅同类作家予以反对，他们在7月26日的《申报》上刊文声讨鲁迅、林语堂：“函请国内出版界在鲁迅林语堂作风未改变前拒绝其作品之出版”，“函请全国报界在鲁迅林语堂作风未改变前一概拒绝其作品之发表及广告”，“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及林语堂两文妖”，“警告鲁迅及林语堂迅即改变其作风，否则誓与周旋”。 30年代中期，论语派受到了左右两方面的不满与反对。1924年5月和6月，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先后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幽默杂话》，主张将英语的Humour一词翻译为“幽默”，并倡导说：“我们应该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也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儿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却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响应。如何看待论语派幽默闲适小品文在30年代的滥觞与兴盛，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一 首先，论语派闲适小品的出现与30年代混乱的社会境况相关。1934年钱杏邨在《现代十六家小品序·林语堂小品序》中谈到幽默文学的出现时说：“‘幽默文学’的发展，在中国，是一九三三年的事。以前，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曾写过‘幽默杂话’一类的文章，来提倡‘幽默’，结果是‘应者寥寥’。为什么在当时‘应者寥寥’，而现在却又如此的时髦呢？这在我们就不能不研究‘幽默文学’发生的原因了。周作人说，小品文的发达，是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幽默文学’的兴盛，我想大致也是相仿佛的，一定在一个混乱的社会变革期间。因为是混乱的社会，人们对现实有许多的不满，但是这不满，历来是不许说出来的，甚至于连讽刺都不可能。把话闷在肚里，是最苦恼不过的事，总要想方法来发泄发泄才好。这就是鲁迅在《从讽刺到幽默》里说的，‘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地吐它出来。笑笑既不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幽默文学’从发生到流行，其间的原因大抵是不外乎此的。”[3]这是切中肯綮的。 30年代初，中国社会处于混乱的状态中，上海这个大都市更加集中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这种状态。在上海，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的“左”倾思想的作用，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组织遭到了蒋介石政府的惨重破坏，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撤离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1931年1月，国民党改组派宣布解散，蒋介石打垮了国民党内的反对派，确立了其独裁政权。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加快了向中国侵略的步伐。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人民掀起了支援抗战的热潮。1932年12月18日，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林语堂担任宣传主任。同盟致力于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活动，努力营救被国民党非法拘禁的进步人士。自20年代末以来，蒋介石就加强了文化围剿，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令》、《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新出图书呈缴规程》等一系列条例，严密控制文化出版领域的不同见解与思想，稍有不慎，报刊杂志就被查封，有关人员就遭拘捕。在这样的境况中，《论语》的创办就将刊物的求生存置于重要的地位。因此，在《论语》第一卷第一期所发表的《〈论语〉缘起》一文中，林语堂故意以幽默的笔调，却道出了刊物求生存的中性立场。林语堂说：“《论语》社同人，鉴于世道日微，人心日危，发了悲天悯人之念，办一刊物，聊抒愚见，以贡献于社会国家。”在开篇这段大义凛然之语后，林语堂却矢口否认创办《论语》是为了宣传某种“主义”，站在某种“立场”。而声称：“办报也是因缘际会，有人肯执笔，有人肯拿钱，由是这报就‘应运’而生了。”林语堂力避刊物具有某种党派思想与立场。在林语堂所制定的《论语社同人戒条》中，也可见论语派的这种力图求生存的中性立场与态度：“一、不反革命。”“三、不破口骂人（要谑而不虐，尊国贼为父固不可，名之为忘八蛋也不必）。”“四、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任何方作有津贴的宣传，但可以做义务的宣传，甚至反宣传）。”“八、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从这些戒条中，也都可见论语派的态度与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