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围绕王小波生前的寂寞与死后的轰动述评 可以说王小波是神奇地出现于中国文坛又流星般地倏然离去的。在他死后，他的作品广泛传播，仅《我的精神家园》，1997年6月第一版，次月就再版，1997年10月北京第三次印刷。还有杂文集《思维的乐趣》和《沉默的大多数》，文集黄、白、青三时代，作品集数卷，再加上两本纪念集，各种与悼念形式相参的作品讨论会……等等，其阵容宏大，几乎遍及人文学科，言说者来自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学……各专业。亲人、朋友的怀念，文化界的惋惜，书商的投机及新闻的炒作，王小波霎时成了一个文化事件。以至于王蒙作文亦要先声明“不敢跟着哄”，有“炒死人”之讥（注：参见王蒙《难得明白》，《王小波作品集》代序，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不管怎么说，有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王小波的死，某种程度上让他的文字的传播与接受，突破了情趣相投的朋友间的小圈子里的活动，成了大众行为。 王小波的文字并不是在死后才出版，只是他生前的出版版为艰难，在《黄金时代》的后记王氏如此结尾：“本书得以面世，多亏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必须说明，这些优秀品质并非作者所有。鉴于出版这本书比写出这本书要困难得多，所以假如本书有些可取之处，应当归功于所有帮助出版和发行它的朋友们。”（注：《黄金时代》，第414页，华夏出版社，1994版。）中国当代文学的定位特别是扬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轰动，这也是当代文学具有“浮躁”之名的一个原因。因此，王小波现象就很能说明一些中国出版状况。 每一个文字工作者，都希望自己的劳动付诸梨枣，所以陈寅恪会将自己的诗歌辗转他地，以期刊印（注：参见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大陆的出版一直没有开放到像香港出版业那样的私营出版，出版制度设下的规则几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特色，故每一时代的有心人都可写一本似唐弢先生那样的《书话》（注：参见唐弢《晦庵书话》，（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如果从这一思路去看王小波的小说最初出版受阻，就不足为怪。从王小波三年的出版量来看，他获得的机会并不少。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大陆的出版不只是机构审查，更多的是“关系”密布，出版界要的是热点和买点；于是，一次死亡，才能满足出版界的欲望，从而成就了写作者的事业。这份哀痛里要表达的不是愤怒，而是深刻的讽刺。一个新手的文字很难进入编辑老爷的眼帘，而名人则可携妻旅游，举举皆是。但一本书在香港出版，及在台湾获奖，并不能说海外的见识就高明多少，只是体制不一样，机制不同罢了。 王小波生前没能为大陆当代理论批评界重视确认，原因很复杂。比如《黄金时代》，是先在台湾《联合报》副刊连载，并获得此报十三届中篇小说大奖，然后在台湾和香港以单行本和小说集形式出版。因此，1993年10月5日金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四版报道《黄金时代》获奖消息，亦说出此乃文坛之外的高手。出版及报道皆面向海外，且当时王小波留学海外，这都是不被大陆内文坛认识的原因。当代文学批评，如何将圈外的优秀纳入圈内，需要鉴赏。但鉴赏本身又隐含着诸多难以厘清的复杂因素，比如鉴赏者的历史经验和知识准备；当时时代风气和审美倾向，以及说不定的偶然契机，都有可能更改作品的命运。王小波文字在作者生前所遭当代权威批评的冷遇，到王死后的纪念文中，多有情绪性的问罪，本文在此作一些澄清。 在艾晓明与李银河编的关于王小波的纪念集二百五十页，丁东有这样一段话： 当时，妻子在北大中文系投师谢冕教授，作访问学者。他们那里每一两周举行一次专题讨论。我向她建议，能不能将王小波在香港出的书送一本给谢老师，请他安排一次专题讨论，让中国文学界认识一下王小波。王小波送了书，谢老师也说写得不错，但专题讨论却没有能够安排。是顾不上？是有困难？是与他的弟子们热衷的“后现代”差距过大？还是小波尚无名气，不够充当讨论对象的资格？十几年前，谢冕先生率先支持朦胧诗，表现了一种卓越的民间眼光；可惜在王小波的小说上，这种民间的眼光没有能够再次闪亮，他也错过了再一次充当伯乐的机会。 读完，笔者不仅背脊骨抽冷气。文坛有许许多多的恩恩怨怨，自古以来便造就了文坛公案的多姿多彩。谢冕先生由于他在当代文学中的名气和地位，常会不小心地掉进某种是非中，而先生自己却浑然不知。人们习惯赞赏古代文学中的学人风范，而当代文学中的学人风范恰如谢冕先生。先生真纯、宽容而善良，先生的朗朗笑声里包容了后辈们的长长短短。这种风范，让先生无法了解当代“文化人”的操作，先生既不会识破别人的利用，亦不会明白自己怎么就跌进某种恩怨中。某些人出于私下各种目的，或拿先生作粉饰、作盾牌；或拿先生作靶子。似乎若言先生不严谨，就能标示自己规范而卓越。现仅就丁东上段文字，商讨如下： 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每一学期都有选题规划，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992年应该是关于文学史的系列讨论。在大的选题之外，每一学期会抽一到两次，安排当代文学现象或热点问题讨论，目的是让当代文学的研究生了解当代文学的现状。这是一门课程，目的是培训学生的思维和敏锐，而不是“伯乐”选马的场地，外人出于自己的动机，赋予此课程其他外在的意义，于课程本身毫无关系，一如硬要将谢冕先生定位于“伯乐”。只要聆听过先生教诲的学生都清楚，先生从未以伯乐自居过，朦胧诗事件实乃历史的契机，先生从未要力求去“充当”伯乐。而王小波在香港出的书，先生说“不错”，是先生的风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评价标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赏析风格；而当代文学，由于它的学科特征有着多变和丰富性，从信息量到思维方式可谓是变换无穷，要此学科的前辈每时每刻都保持高瞻远瞩，实在勉为其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