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兴起于20世纪20-30年代，而对京派的评论与研究几乎同时展开，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新时期这段时间，由于时代、政治等大气候的影响，这一论题被排斥于主流话语之外而几乎无人问津。新时期以来，“京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独特地位与贡献重新得到研究者的重视，从最初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这一时期编写的各类文学史亦将之列为专题而加以评述，同时还出现了大批研究论文。 本文拟对近十年来的京派小说研究成果，加以爬梳、归纳与评析，以期对之有较为完整的印象。 一 “京派”是活跃于北平文坛的，以《水星》、《文学季刊》、《文学杂志》等文学刊物以及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等报纸文艺副刊为主要阵地的北方青年作家群。小说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萧乾、芦焚、林徽因等，有两个文学沙龙：朱光潜的客厅和林徽因的“太太客厅”。他们的小说远离于政治漩涡之外，以强化艺术独立意识为旨趣。 “京派”是否应被视为一个文学流派，研究者们仍存歧异。王嘉良认为“京派”作为文学流派的显性特征不足，如没有正式结社，没有明确的组织和刊物以及共同的主张，限定不了其成员范围，不能完全确定其具体流派倾向，“很难说出一些共同的特征”（注：王嘉良、马华：《京师访萧乾》，《浙江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研究者所梳理的一些京派的风格特征只是“部分作家的创作情况，很难概括为‘京派’的共同倾向”（注：王嘉良、马华：《京师访萧乾》，《浙江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因而认为其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松散的结构体，将之概括为“京派”“就显得很不科学了”（注：王嘉良、马华：《京师访萧乾》，《浙江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但仍有研究者从各自视角归纳出某些流派意向。李俊国恰恰将组织形式的松散性、作家范围的非确定性、作家人生经历和思想面貌的复杂性作为其文学流派的特征之一。此外，文人学者型作家的职业特点，北平文化环境和校园文化氛围所形成的文化心态也是其显著特征。（注：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思想辨析》，《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杨义提出流派形成的两种联结方式：社团和文学形态。研究者大多认同前一种，杨义则认为后者虽然其特征是扩散性，但共同的文学风气与文学形态也是一种无形的流派联结方式。而周作人的“源流论”所梳理的一条晚明公安、竟陵派——“五四”八不主义——京派散文的历史脉络，为京派文学确立了文学史的根据。（注：杨义：《京派小说的形态和命运》，《江淮论坛》1991年第3期。）高恒文也认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不仅来自共同或相近的文学观与创作风格，也由于其成员内部的相互影响，将《文学杂志》作为“京派”文学公开出现的标志。（注：高恒文：《“京派”：备忘与断想》，《文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查振科从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论争等方面为京派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注：查振科：《京派小说风格论》，《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王嘉良认为不仅把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来看“需要慎重”，同时把某个作家能否归入“京派”同样“需要慎重”，从而对历来理所当然作为京派代表作家的萧乾是否应属京派提出质疑，对萧乾归属京派的三大因素进行反驳，并综观其创作整体及主导倾向，将其归入“人生派”，而萧乾本人却不赞成把他归属哪一流派。（注：王嘉良：《略说“京派”与“京派作家”萧乾》，《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萧乾小说的文化取向和审美选择》，《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刘秉仁则同样认为由于废名太多的独特性，把他勉强靠近京派而作为研究的附属，并不能完全理解、全面评价废名。因此不应将其与任何一个现代文学流派相混合，只有把废名当做废名，才能寻找到其存在的历史依据。（注：刘秉仁：《近十年废名研究述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刘文力图将废名排除在京派作家之外，但仍是一家之言，需继续探讨研究，首先废名与京派的精神联系与创作风格的渊源实在难以割舍，而且京派作家本来就是各有创作个性同时又具共同创作倾向的，不能以废名的某些特质而抹去其固有的京派作家的特征。 二 由于京派作家的哲学观、美学观决定的文学观，其边缘性话语方式始终游离于与中国革命唇齿相依的现代文学史之外，故而曾被人武断地认为作品缺少价值。从80年代末以来，研究者们改变思维方式，将“京派”作为一种“独立语言”进行研究，（注：蒋京宁：《树荫下的语言——京派作家研究之一》，《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对京派小说的主题思想进行高屋建瓴的观照。 李俊国认为京派小说是在清疏的乡野、蛮荒的边地、远离浊世的桃花源或未受浸染的童心中，寻找自己灵魂的归宿，寻找健全人性和血性主义的源泉，追求的是“纯正的文学趣味”的文学本体观：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商业化关系方面的超然意识，文学与实际人生和民族前途关系方面的介入意识，从而构建其基本思想内涵。（注：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思想辨析》，《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段文平也认为京派作家在意识层面上进入了抗战的氛围，在无意识层面上依旧保持着浓重的书斋氛围。（注：段文平：《浅议京派作家的文化选择》，《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其精神对现实城市与乡村的双重超越，奏出一曲人性的牧歌与挽歌；并且审美地介入人生，对生命进行体验与沉思，以图革新民族精神、重建民族品德。丁帆指出，对京派试图重构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思考的说法未免有些夸大其辞了。（注：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同时，研究者们也认识到京派作家的局限，由于过于偏爱原始古朴的生活，创作带有中世纪的田园牧歌情调，对时代气氛和时代矛盾反映不够深入，没有引导人民创造出一种更健全的生活。研究偏重于社会学角度的分析，认为其道德评价远重于社会历史评价，而他们道德评价的尺度又明显地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节拍，决定其思维与文学必然存在偏狭而保守的文化特色，指出京派作家对真、善、美的精神追求，没有建立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而只能徘徊于“历史”与“道德”、“超越”与“介入”之中，是中国的“民粹派”。（注：高锋：《精神超越与审美介入——试论京派文学的主题》，《南京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更有研究者揭示创作主体心理结构的深层原因，注意到其矛盾重重的心态结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由“入世”和“出世”组成的双重人格；作家因其艺术家的社会地位造成的雄心勃勃与实际无能为力的矛盾处境；文学社会属性和审美属性构成的两个领域，也从来没让他们轻松过。（注：蒋京宁：《树荫下的语言——京派作家研究之一》，《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