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需要对“非知识分子时代”的命意作一界定。非知识分子时代特指政治文化制导的时期知识分子的一种境遇。这一时期社会运动的主体已不是属于知识分子谱系中的精神文化及思想工作者。“五四”后中国社会的主题已经不是思想启蒙，而是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旧制度旧政府，取得民族独立与解放……武装革命与民族救亡，是历史的主旋律，启蒙只是历史的次流，是从属于革命与救亡需要的（注：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本卷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新中国的建立，使社会主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救亡由建设取代，革命被新的阶级斗争所置换。知识分子成为需要改造的重要对象。在政治家、军事家以及人民大众成为直接作用于历史演进的主导力量，知识分子被进行非主体化的改造的语境中，知识分子已不可能履行臆想中的职志。在通常的理念中，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的基本理想和中心价值表现出显著的关心，总是以真理和正义的代表人物自许，不但出演布道者的角色，而且充当控告者，谴责社会的罪恶和不公，主动担当被侮辱者被损害者的公开的辩护人……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引出知识分子的一般性质：启蒙性、批评性、颠覆性”（注：林贤治：《“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收入《思想的时代——〈黄河〉忆旧文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而观察30至70年代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强势政治文化的主控，巨大的社会转型所设置的规约等等，使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历史地无法完整地实现，他们的一般性质被改写。一方面许多知识分子业已大众化，成为大众的一员；另一方面大量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时代需要他们进行长期的痛苦的思想改造。这样，就总体而言，知识分子走向了非知识分子。 非知识分子时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仍在写作。在这样的时代，他们的写作大约有三种选择方式：一是顺应式，作家顺应时代洪流，写作反映历史进程的作品。三四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和五六十年代抗美援朝题材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报告文学，就是这类作品。写作这类作品，既是时代赋予作家的使命，同时又是作家具有主体内在要求的一种行为。历史的规定性与作家的主动性达成了一种契合。在顺应式报告文学中，作家以大众的歌颂为歌颂，以大众的批判为批判。因而从广义上说也可视为一种大众写作。二是曲从式，作家放弃自我的操守，以扭曲的灵魂为特殊的主流话语写作非理性的作品。三是独立式，独立式的报告文学在政治文化强控的时代显得十分稀贵。这一类作品体现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立场。五六、五七年“干预生活”的特写是独立式写作的样本，这些作品公然表示着知识分子所持的批判态度。与公然表示有所不同的是，有一些作家自选写作题材，并对这些题材并不作纯然政治化的观照与表达。当代十七年，文学作品很少正面地表现知识分子的形象，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当时正是知识分子被作为重点改造对象的时期。当时写作的时尚是写中心，写政策，写工农兵新人。在这样一种背景中，徐迟的《祁连山下》、徐开垒的《雕塑家传奇》等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显得赫然醒目。这些作品所写明显地是对中心的一种疏离，其主题取向也与时代的基调有所不合。徐迟的报告文学，有顺应式的，有曲从式的，也有《祁连山下》这种体现个人性的独立式写作，这既表明作者在特殊的语境中具有一种随机应变的生存能力，也表征着当时知识分子内在矛盾的诸种心态。《祁连山下》是为敦煌艺术家常书鸿立传的，常书鸿的人生之旅与艺术之路成为全篇的主线。《雕塑家传奇》所报道的是一位年届62岁的动物雕塑家邹鼎丁教授： 他与各种动物成了朋友：熊猫向他摇尾；鸳鸯为他戏水；孔雀看见了他，就很自然展开了雀屏；警惕性最高的梅花鹿，在他的面前却俯首就擒；连凶猛的老虎也每天早晨在铁栅里等着他，与他招呼……（注：徐开垒：《雕塑家传奇》，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报告文学集》(1949-1966)，中国文联出版社1987年版。） 这里没有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没有知识分子的被贬与自损，有的是对知识分子生活情趣与艺术成就的肯定与赞美。《祁连山下》、《雕塑家传奇》等作品可视为非常时代知识分子对自身命运的一种理想化的憧憬。 一 政治文化制导时期，大众化的报告文学写作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政治或政治文化效应的繁殖，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获得群体性的支撑。组织化或群众性往往成为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式。在相当长的阶段，报告文学被赋予无产阶级的属性，或为主流话语所同化，使它成为一种政治色彩颇浓的文体。负载政治价值的报告文学，自然需要有大众的介入。大众的介入，不仅意指文体写作的大众化，表现大众的生活与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大众作为主体，以自身的存在作为报告的对象。左联倡导“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这“我们”所指代的正是“工农兵”。在左联那里，报告文学是作为工农兵通信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开展的。工农兵通信运动或可表述为工农兵报告文学运动。通过这种写作活动，“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够从少数特权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过去提出来的大众化口号也只有在通信员运动当中找到具体办法”（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1930年8月4日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文化斗争》第1卷第1期，1930.8.15。）。在解放区（根据地）包括报告文学运动在内的新闻通讯工作成为文艺的中心工作之一。早在瑞金苏区，《红色中华》报就特别重视对报告文学写作的发动，在“编者告通讯员与读者”中称“本报所载从‘火线上来’与‘在田野里’的通讯文字，是极好的中国国内战争生活的报告文学，这是目前我们所需要的工农大众文艺的作品。我们希望：在火线上的赤色战士，以及在各个战线上，为争取革命战争全部胜利而斗争的同志们，更踊跃地把自己所经过的斗争生活，随时作成通讯文字寄给我们发表，我们就是这样创造中国工农大众文艺的报告文学！”（注：《瑞金（红色中华）报关于创建无产阶级报告文学的导言——《红色中华》编者告通讯员与读者》，《红色中华》报 1933.4.2。）延安时，曾作出《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与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分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报纸是今天根据地干部与群众最主要、最普遍、最经常的读物”，“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都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注：《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11.8。）。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正是30至50年代这一文体写作中的一个显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