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在刚刚离开我们而渐远渐去的20世纪90年代，文化散文越来越成为我国文坛上的一个主打品牌，或者叫做一道非常“靓丽的风景线”，而且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文化散文的支撑，我们那早已被挤到边缘的（或自动退居边缘的）被称作“后新时期”的文学，将会是多么荒凉和寂寞。可以说，是文化散文把已经大批流失的文学读者尤其是一般的社会读者又唤回到文学世界中来。而且，也为21世纪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和重要的基础。在这方面，余秋雨、张承志、贾平凹等重要作家是永远不应该被遗忘的。 首先从宏观的视野来看，到上一个世纪末，把整个文学的关注点或者热点向文化方面靠拢几乎成为文坛的共识。当时，文学杂志们纷纷酝酿着大刀阔斧地改版。差不多首先是为了应对文学杂志被停刊和政府“断奶”的危机，编辑家们便共同看好了大文化这一市场的前景。于是，把文学杂志办成大文化刊物，或者在杂志上开设文化散文专栏，增加文化品位，是大量的纯文学期刊用力最多的。如《黄河》、《莽原》、《东海》、《百花洲》、《芙蓉》、《海峡》、《北方文学》、《长江文艺》等。如今看来，这样的努力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成功的。而这些杂志所开设的文化散文专栏，也往往是被读者特别看重的。《东海》的“发现”专栏，《北方文学》的“书话与闲话”专栏，《长城》的“文学品质”专栏，《上海文学》的“人文随笔”专栏等，都有很明显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品位。 1 从90年代文化散文的创作队伍来看，其主要写作者大都是原本意义上的学者或纯粹学院派的文学研究专家。如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周汝昌、汤一介、林非、王春瑜、雷达、赵圆、叶廷芳、乐黛云、钱理群、南帆、陈平原、夏小虹等。其中有几位在文化散文创作上的成就已经大大超越了其原来在学术上的成果和影响。 余秋雨的散文有着近似于“文起八代之衰”的筚路蓝缕之功，一部《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等，把当时已完全处于衰势的散文市场一下子全面激活。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人曾经宣告：散文已经从中兴走向了末路。可见散文在那时的整体处境。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版虽然不能说是散文振兴的唯一根据，但它的确掀起了文化散文进入社会大众读者的强劲热潮。尽管近年来人们对余秋雨的散文提出了种种言辞非常尖刻甚至出语非常刁钻的批评，但余秋雨的价值和地位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否定的。当然本人在一些文章中也曾经对金秋雨进行过一些艺术弱点的分析，如《文化散文气象》（《文艺报）2000.1.25）一文中的一段，而那只是对余秋雨散文能够更上一层楼的满怀希望。我绝不赞成那种对金秋雨一心要打杀的态度。最近余秋雨宣布封笔，虽然表面上是对疯狂盗版者们的一种完全无奈的回应，其实，那深层心理中也无疑包含着对来自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的非学理化批评的厌倦。当然，余秋雨完全不必要采取这种彻底退缩和消极的姿态，你既然早已成了舆论旋涡中的一根草，想退也是终究退不出去的。不如干脆再把自己长成一棵大树，即使在漩涡中也舞出一种刚硬的身影，这才应该是余秋雨的风格。目前余秋雨散文以及余秋雨本人都正处在文化界的热点中心，本文作为综合性评论不宜做太详细的论述，我相信人们在进一步的争论中会对余秋雨取得更加合理的评判。 近年来在学者队伍中比较专注于文化散文写作并形成风格的还有以下几位。 李元洛先生的“唐诗之旅”以散文笔法解唐诗，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感受唐诗，达到了很高的文化品位，又具有很高的欣赏性和可读性。“唐诗之旅”以系列散文的形式在《散文》、《百花洲》、《名作欣赏》等大刊陆续发表，并早已引起过广泛关注。所谓“唐诗之旅”其实就是以散文形式描述的一系列与唐诗有关的心灵的“旅程”以及实际游览的行程。这样创造出来的文体也可说是对传统游记散文以及传统抒情散文的文化扩充。作者在面对和游历一些著名古迹和文化景点的时候，往往是首先想到与此相关的一些唐代诗歌。从而以古人对这些山水景物的吟诵，而展开作者本人的情感与思考，故将这些散文称作“唐诗之旅”。作为艺术创造和审美创造的散文，其第一要素当然就是创造主体的个性情感和个人体验。个体只有将那种完全属于纯粹个人化的情感和体悟以一种非常自然天成的文体形式加以负载和传达，才能生成一种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散文文本。在这方面，李元洛在寻找到了一种能够完全契合于这种特殊的情感情绪的文本样式时，他也就已经同时相应地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散文体式。这也才是他的散文能够被称作“又一座高峰”的首要的依据。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站在人生哲学的高度，去重新审视和感悟那些唐代文化的瑰宝，并在与那些古代大师们的对话交流中，升华出一种新的更高的哲理的境界，应该说是李元洛“唐诗之旅”的基本的文化风范。李元洛先生的这部“唐诗之旅”，其能够作为文化散文的标志性的高度，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其中所确实达到的和自然渗透着的人生哲学的高度。作家时时采用这样的一种眼光和境界来理解唐诗：“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重视、探讨并表现生命，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基本特征。”有了这样的一种理性的高度，对唐诗的进入和把握也自然就不会是轻飘飘的了。正因为李元洛先生有足够的哲学的底气，他的散文中也就常常能够发出一些惊人之论甚至是黄钟大吕之声。李元洛的《唐诗之旅》1999年10月由东方出版中心结集出版，标志着他这一类主题的文化散文创作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而紧随其后的《宋词之旅》，又已经开始起步。《百花洲》1999年第6期首先发表了他的第一组“宋词之旅”，题为《一去不还惟少年》，虽然文章的基本格局未有明显的变化，我们仍可寄希望于新的世纪中，“宋词之旅”会以更新的面貌奉献给文坛。 卞毓方先生在近三四年间，连续发表了《北大三老》、《文天祥千秋祭》、《煌煌上庠》等，篇篇不同凡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