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我听到一些壮志在胸的记者同行在嚷嚷：“要用媒体批评取代学院批评！”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你没发现吗？学院批评假深沉，不说人话，老百姓谁能看得懂啊？看不懂，就没有存在价值！”这就是“强势群体”的派头：时刻把老百姓挂在心上，还随时准备判定别人的生死。 最近我又听到一拨学院派批评家朋友在发牢骚：现在的读者啊，简直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没人愿意静下心来好好看看真正的批评家文章，以明白点学理，得到点知识，熏陶些思想，只知惟传媒是听！想当年十七、八世纪，欧洲哪一个家庭不是在静夜里、壁炉旁，度过宁静美好的阅读时光！哪一个家庭里的小姐不能够和纳士探讨深邃的艺术和政治！可你瞧瞧现在的小姐，开口就是“你带我到哪儿吃饭呀？”顶不错的，也就是跟你聊聊烦死人的美国大片！都是媒体教的！依鄙人之见，媒体批评可以休矣！ 以上虽然是截然相反的意见，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只要自己有条件，就先把对方掐死。也就是说，某些“大众传媒从业者”恨不得全世界只有“小报”这一种文化，哪怕你中国人能读懂德语的《存在与时间》，你也得成天到晚只看他们的烂纸头；而有的“学院派批评家”则暗自希望所有的传媒都是“××学报”或者《南方文坛》，这样老百姓的文化素养想提升也得提升，不想提升，你还得提升。 所以，这种“××该不该取代××？”“××该不该存在？”恐怕都是些伪问题。下面这两个问题虽然简单，却有可能是真问题：“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真正区别在哪儿？为什么当下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都不能令人满意？ 区别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们的载体有着本质的不同，而这一不同则决定了两者之间所有其他差别的存在。我先后做过一家老牌文学杂志和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编辑，并且现正在该报编辑着，对此感触尤深。我不便说出我工作过的那家杂志的发行量，但是按照刊发理论文章的文学杂志的普遍状况，订户二、三万该算是极好的业绩，以中国10多亿人口之巨，比例之小，令人嗟叹。不过，从刊物的读者调查中显示，这些订户的文化素质相对来说也是精而又精的，他们大约70%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对于文学艺术有内行的审美眼光，对理论问题有思考、表达的兴趣与能力，相当一部分读者具有专业水准或本身就是专业人士。他们对于自己所阅读的杂志有“理论预期”，如果没有有份量的理论文章，他们会觉得这本杂志的文化品位不高，没有“灵魂”。而我如今所在的这家报纸，在北京的发行量就有40万份左右，读者从小学生、退休工人到机关干部、知识分子，范围广阔，趣味各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只要能认1000个左右的汉字，基本就能看懂这张报纸。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报纸的发行量（也就是争取“广告份额”），也由于它的周期更迭很快，因此编辑、记者在确定文章难度时就基本采取“向下看齐”、绝不吓跑读者的策略。他们时常要设想：一个弱智能读懂什么样的文章？那么他就写或编那样的文章。天长日久，一个完全投入的记者或编辑就多少有些弱智——尤其和“学院派批评家”相比；他们发表的文章——自然包括“媒体批评”在内——就一定具有浅易性和时效性。除此之外，生活、时尚类媒体为了使自己鹤立鸡群炫人眼目，又常会在不构成政治危害前提下的“耸人听闻、触目惊心”上下功夫；而主流意识形态类媒体为了让“稳定压倒一切”，其批评文章则通常是“真理在手胜券在握”的样子，显现出“说了等于没说”的特征。 因此，“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所谓载体不同，实质上就是它们的受众面不同，也就是说，它们各自的“定位”不同。前者的载体是大众传媒，它允许受众对它所发布的信息不具有“专业储备”；后者的载体则是专业媒体——主要包括专业性的报刊、网站等等，它要求其受众必须具备进入这种话语空间、知识体系及操作规范的文化储备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学院批评的受众应当是一些专业人士或有专业素养和兴趣的人，这种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少数。由此，就决定了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在文字风格、深度、功能、知识背景等几个方面的本质不同。如果我楞要把说大白话的“媒体批评”发表在专业媒体上，而把严谨规整的学院批评搁在大众传媒上，东西一定没人看。同样，如果你这个杂志的总体设计、文章内容、文字风格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却预期它能像大众报刊那样一纸风行，或者正好相反，本来就是个生活杂志，却期望知识分子像捧着《圣经》一样研读不已，都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可不能抱怨：这些知识分子，端什么臭架子！或者：这些老百姓真是不可救药，那么好的东西他们竟然不知道欣赏！当然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有些文章用的是“深入浅出”的法门，虽然比一般“媒体批评”深刻独到，比一般的“学院批评”明白晓畅，可因为你既不像大喇叭一样大煽其情，也不去吊书袋故作高深，其影响力反倒逊于“大喇叭”和“吊书袋”。不过在此虚张声势的传媒时代，这样的现实实属正常，何况天长日久，质量稳定的作者终归会拥有质量、数量都很稳定的读者。 说了半天，这些好像都是“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外围的问题。但是许多争论恰恰是由“外围”引起的。比如有学院派批评家认为媒体批评“肤浅片面”，“容易误导读者，不具备对文化艺术现象发言的资格”；以及有大众传媒中人认为学院批评“枯燥温吞”，“不但老百姓看不懂，而且很无趣”。作出这种判断的原因有二：一是可能由于发表空间错位，或以自身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对方；二是的确有不少很不称职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即使完全是从本专业的“质量标准”来衡量自己，也是如此。这后一种情况，最值得考量。 就说说“很不称职的媒体批评”。一篇“媒体批评”的功能就在于向大众传播某位记者（他往往代表他所在的媒体）对某一文化或艺术现象的即时性判断与分析，它的风格是直截了当和简明扼要的——如某某话剧最近上演，好，还是不好；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有无出新之处，“新”在什么地方；同时还需将该作品在艺术上的“深奥”之处转换成“浅显”的语言，以延伸读者（观众）的理解力。总之，好的媒体批评会是一座架在文化和大众之间的有效桥梁，读者走过去，抵达的是真知的所在；而坏的媒体批评则是一座纸桥，没有判断力的、奉媒体如圭臬的读者当真走上去，就掉进了谎言的渊薮。更要命的是，这样掉下去的读者不会是少数，也就是说，坏的媒体批评将培养出无以数计的“拿珍珠当泡沫，拿泡沫当珍珠”的糟糕观众（读者）。这就是“媒体批评”的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