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媒体”，用以指称以普通大众为传播对象的印刷文字读物（报纸、各种流行时尚杂志）、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英文：media，也可译为媒介。二者似乎通用。从理论上来说，学术话语当然也依托媒体存在，学术刊物也属媒体之列。但习惯用法并不把学术刊物与通常所指的媒体相提并论。学术性刊物与大众媒体确实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在专业领域的有限范围内传播，后者是在社会各个阶层区域流行。媒体的发达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化民主的生动体现，人们表达个人见解的场所多了，准入的门槛低了，参与方便了，这些无疑都是令人鼓舞的现实。媒体使过去的文化等级界线变得模糊，尤其使精英文化变得边缘化。数量和速度成为大众文化建立霸权的标志，成批量地复制，无止境地制造事端，永远保持旺盛的扩张姿态，媒体因此立于不败之地。 所谓“媒体批评”，主要是指发表在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的那些短小凶悍的批评文字。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失去了耐性，开始直来直去恶语相加，或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难以考证。但很明显，自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大量的短小凶悍的文章在二三流的报纸上不胫而走。这类报纸盈利无门，败家有方，为增加销量，热衷于制造各种事端，或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或贼喊捉贼，总之使尽浑身解数，招徕读者。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这类报纸倒也如鱼得水，混水摸鱼，变本加厉。20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以来，地方晚报以及一些民营和股份制合作办的报纸渐成气候，形成了一股颇带有民间色彩的文化气候。毫无疑问，这类报纸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它贴近老百姓，敢于发牢骚，针贬时弊，在某种程度上为民间言论自由表达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场所。但这类报纸经常缺乏严肃性，刻意追求争吵对骂的阵势，热衷于制造新闻效果，不惜恶意中伤。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尖刻无理不负责任的文风。 不幸的是，当代中国文化确实有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我是指在某些方面，中国传统民间的智慧和刁泼，都随着民间的一些表达空间尽情地发挥出来了。它在那些制度的缝隙之间游走，有时制造着生动的景观，有时就在胡作非为。“地方－民间”确实有效地影响了中心城市的传媒，除了严格管理的权威图像和权威声音依然故我外，印刷符号和声音图像的生产传播空间都发生相应的变化。甚至皇城根下的北京电视台也颇有改观。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或是“第7日”节目（圆圆主持），极受大众欢迎。主持人无不伶牙俐齿，谈笑自若，有声有色。其风格尖刻明快又带着油嘴滑舌，冷嘲热讽却不失机智风趣，活脱脱一个京片子，看上去像是王朔写的脚本。应该说北京电视台这两个栏目办得十分出色，其靠近民众，针贬时事，做得比较成功。但不少街头小报则是画虎不成反为狗，看上去是在畅所欲言、针锋相对，其实则是玩弄一些市井无赖的伎俩。 当然，互联网正在制造的文化给人们的表达提供了广阔空间，表达变得更加自由、随心所欲，不需要理由、逻辑、证明和结论。互联网的语言以碎片的形式展开，喷射，倾泄，既没有根据也没有目的，它是狂欢、暴力和战争的工具。这里展开的语言杀戮也不过是场电子游戏，一切都转瞬即逝，一切都不过是虚拟的恶作剧。没有中心，没有权威，没有标准。我就是中心、权威和标准。互联网在提升人们表达的自由度时，也把个人的自以为是推到极端，个人变成它的王国里的妄想狂、意淫者、独裁者和暴君。所有的表达实际只对个人有意义，因而所有的表达都变得廉价。人们不要认为互联网是高科技时代的产物就与人类的传统无关，事实上，最先进的东西可能与最原始的东西遥相呼应。互联网使人们回到了穴居时代，重温游牧文化，它有返朴归真的美感，也不无野蛮粗俗的丑陋。人们相互贬损，人性恶的一面倒是得到最充分的发泄，互联网作为一项对精神妄想症的语言学治疗是卓有成效的，如果要在其中寻求理性交往的意义，可能非常困难。互联网确实提供了无穷无尽的信息，它使人类生存的时间／空间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根本变化，生活具有最大可能的虚拟性。作为一项新生的事物，互联网无疑有着极多的好处和无限远大的前景，但目前，它确实给人们的表达方式带来某些负面的作用。不看到这些负面作用，自觉地纠正这些偏颇，互联网在不久的将来就不会是自由表达的天堂，而只是语言的垃圾场。 尽管互联网的使用者更多限于年轻的群体，但它快速的发展也开始对传统的印刷符号媒体产生影响。流行小报显然最容易接轨，它们的一次性用品特征使它们之间可以一脉相承。作为一种新闻体的表达方式用于传播一些小道消息本也未尝不可，但要命的是它迅速就波及到文学批评行当。小报上的批评都显得短小凶悍，信口开河，骂你没商量。不需要摆事实，更不需要讲道理，只要一棍子把对手打死。时兴的做法是把别人骂倒，自己就立起来了；只要说别人不行，他立马就行了。现在，否定他人轻而易举，抬高自己易如反掌。在没有标准的时代，扮一个鬼脸就自以为是高大全的亮相。 媒体小报要的就是那股煞劲，耍的就是滑头，只要心肠硬点就行。出口伤人，随便表达恶意，一篇大受媒体欢迎的“精品”小文就出笼了，就可以树立起批评的“公正无私”的权威。有评论称2000年的文学批评是“骂派”批评当道，这不是夸张的说法。翻翻那些报刊杂志，文章越写越短，越写越泼皮。以鲁迅自居者甚众，可这些人真敢跟石头碰碰么？这些人，这些文字不过是媒体的寄生物，他们相互依赖，相互利用，制造更多的假象，泼更多的脏水。同样，媒体与读者也相互寄生，媒体日益把读者变成一些无聊的听众和看客。读者也全然失去了耐心，只要看到谁和谁在吵就乐开了怀，想象的媒体和想象的读者正在合谋和相互怂恿，共同制造着这个时代的文化快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