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叙说我父亲牺牲一事之前，先说说他在世时我家的最后居住之地。那里不仅是父亲被捕遇难之处，母亲谢世之所，而且是我一家三代风雨经历之见证。那里有着我家的血和泪，至今忆及仍不免唏嘘。 我家有两个与平常人家不同的特点：一是父亲长期与家人分开居住；二是勤搬家。后来我明白，二者的原因是相同的，都是为了父亲从事地下工作的方便与安全。关于第一点，抗战之前，母亲带领子女长期住在江湾农村，而父亲一人却在租界借住亭子间。那时他曾多次碰上特务的盯梢，每次都靠着单力轻装之便，与之周旋，最终得以摆脱尾巴。只有在1939年底至1941年间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经济窘迫不得不与家人住在一起外，其他时间内他都独居在外。他每周回家一次。所以每逢他回来，全家就有一种喜悦的团聚气氛。每次回家都在晚上，我的名字就是他的叫门声。 至于勤搬家这个特点就更突出了。不说抗战前，单说抗战开始后至1939年底搬到他遇难之地为止，二年内，共计搬家五次，（计天平路，常熟路，常德路上二处，第五次是搬到西康路。）1939年秋，一辆老虎车就把我家全部家什，包括两只装书刊的木条箱和当年王实味离开上海时送给我家的铁床架，一张圆桌及一张书桌，从常德路拉到新居。这时我家正处于经济上最最困难的时候，也正是上面说的父亲例外地与母亲及五个子女住在一起的时期。关于困难的真实情况这里就不说了，我只说一事：搬来第二天，全家正在吃午饭时，来了一个地痞流氓。他先是在楼下嚷着“恭禧”，索要“乔迁费和保护费”，接着冲上楼来，看了看家中有的，以及我们碗中吃的，最后自动转身嘟嘟嚷嚷地下楼走了。我家实在没有一点油水可供他榨取。先在此说明，两只木条箱中书刊，有的是公开出版物；如当年几乎每期都有他写社论的《青年界》，和不定期有稿的《时事编纂》《东方杂志》等。这些公开出版物当年都寄到江湾中山小学门房间，由我取回家。此外就是“违禁”刊物了，如《斗争》、《火花》等牛皮纸作封面的油印小册子。1942年发生的案中案悲剧，正是由于这些“违禁”出版物的被发现才暴露出来的。我曾想，假如当年不把这些非常显眼的油印小册子放在家中就好了。父亲的真实身份就不会暴露，就有了与敌伪周旋及营救的余地，悲剧也就不会发生。把这么多的，表示自己信仰、思想、修养和身份的油印品放在人口众多的斗室之中，这显然不符地下工作者最起码的安全要求。父亲难道不知道吗？如果从1926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之时算起，他从事地下工作已十六年了。是大意麻痹吗？他在他的同志中是素以小心谨慎出名的。他不得不与家人合居，这正是他暴露身份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实情：他和他的同志们当时都处于经济窘迫之中，他们无力营造一个安全的存储仓室。这种情况与某些责难之词相去十万八千里。所以我觉得悲剧的发生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西康路617弄213号新居是间木阁楼，约十二平米。屋檐最低处一米四十，屋脊最高处二米二十。屋面构造是木梁上搁椽子，椽子上就是直铺的细砖和瓦片。一点不保温。屋内确实是夏日如火烤，冬日水结冰。还记得那张木桌就是把四条桌腿先锯掉15公分方始搬进屋里来的。最糟糕的还是无电无水。电是直到二年后父亲有了固定收入，方始申请接通。还同时将211号二小间也租了下来。水是要到八、九十米外房东院子里去提；先是我和兄妹这一代提，我儿子长大后接着提，直到七十年代末我家装上自来水后，方始结束了两代人提水的劳作。 可是母亲后来告诉我，当年父亲选择此处作住家的原因除了贫穷外，还看中了此外二个优点。一个优点是此地偏僻人口较少，与周围邻居相隔较远；另一个优点是地处位置也有优势，进退方便。 617弄是条四通八达的大弄堂，T字形，有三个大出口，每个大出口又各有几个小出口。我家213号正处在T形的交点上。从阁楼仅有的一个小窗望出去，可以一直望到二百公尺以外的小沙渡路。行人进出弄堂，坐在窗口，就可以一览无余。于是母亲除了家务外，另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一有空就坐在窗口替父亲望梢。一旦发现可疑人物，如果此时父亲在家，他就可立时躲出去。如果此时不在家，母亲就会在窗铁栅上挂起表示危险信号的物品，父亲见了就不进门了。我记不起在西康路时是用什么物品代表危险信号的，可能是块抹布；但我记得过去在江湾时是一只玻璃瓶。抹布也吧，玻璃瓶也吧，其形象确实不如《红灯记》中那盏红灯明亮，但它们的作用我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我家于1939年末搬来此地，1942年父亲于此地被日帝逮捕杀害，此后我也在此成家养育后代，风风雨雨地过了半个多世纪。此阁楼于80年代中期，经“落实政策”，产权归还房东。之后即遭房东逼迁。母亲去世后我于1991年搬离。后不多几年，此地整片改造，617弄已不复存在，现在已是一片高楼群。父亲牺牲之地，已无可凭吊了。但每次途经那里仍不免联想翩翩。 2 抗战前，我家全靠父亲卖文为生。上海沦陷后，出版事业一片萧条。几家固定的受稿刊物，如北新书局的《青年界》，《社会日报》，以及不定期投稿的《时事编纂》，《东方杂志》等，此时已不是停刊就是改变了方向。所以，当薄薄的一、二百元积蓄花完后，我家在1938年底或1939年初进入了经济上的困难时期。父亲望着母亲及五个子女嗷嗷待哺的嘴，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不仅经济上的困苦压迫着他，同时，他政治上进入了最苦闷时期。现在细想起来，这个苦闷所反映的正是理想和实际的矛盾；具体地说，矛盾的内容是一个革命者如何去认识时代以及如何去响应时代的呼唤。当时每一个革命者在抗日战争这个新形势下，都有一个如何认识抗日，以及如何对待抗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