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的“经典”与英文的"CANON"，都是相当郑重的字眼。除了泛指各宗教宣传教义的根本性著作，还指向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述；其作用，不只因自身具有长久的阅读或研究价值，还可作为同类书籍的标准与典范。因此，一时代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取向，往往依靠其产生的“经典著作”来呈现。 承认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专业领域都可能为人类历史奉献自己的“经典著作”，如此开放的期待视野，无形中大大扩展了“经典”的队伍。基本含义没变，可遴选的标准却大为降低。在宽容的现代人眼中，“经典”可以是临时性的——只要为一时代的读者广泛认可，即不妨冠以此称。这个意义上的“经典”，当然不像《论语》或《圣经》那样“坚不可摧”，而是需要在历史长河中，经由一系列的沉浮，再最终确定其地位。放眼望去，你会发现，同是“经典”，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两千年，年纪大小与含金量的高低基本上成正比。两千年前的“经典”，也会面临阴晴圆缺，但有朝一日完全被遗忘的可能性不大；反过来，二十年前的“经典”，则随时可能因时势迁移而遭淘汰出局。 一部作品之成为“经典”，除了自身的资质，还需要历史机遇，需要时间淘洗，需要阐释者的高瞻远瞩，更需要广大读者的积极参与。着眼于长时段者，往往强调历史是公正的；可在中、短时段的视野中，经典的筛选，不可避免为政治、文化、性别、种族等偏见所左右。充当伯乐的，或许只是一时冲动；随声附和者，也未见得真的十分喜欢。可声势一旦形成，将信将疑的读者，便都不敢公开挑战已成定见的“社会共识”。只是到了“忽喇喇大厦将倾”，才会腾起钱塘江大潮般的批评声浪。如此说来，历史判断的“公正性”，并非毋庸质疑。质疑“经典”一词的含义，或者追究某部作品是否浪得虚名，在我看来，都不如探究“经典是怎样形成的”有意思。因为不管人们如何事后诸葛亮，嘲笑当初并不明智的选择；可一部经典之得以确立，必定有其值得认真辨析的“机缘”。而对于解读一时代的文化趣味，这是个绝好的切入角度。 何为经典，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读者，很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答复。在文化价值日趋多元的今日，要想推举众口一词的经典之作，实在是难于上青天。远的还好说，比如评选唐诗宋词；近的可就麻烦多多了，比如谈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想想谢冕等先生主编那两套关于百年中国的“文学经典”所激起的“公愤”（注：参见《文艺报》1997年9月27日第二版《经典，失去共识——关于两部“百年经典”的讨论》所收阎晶明、李杜、韩石山三文。），就不难明白其中奥秘。独断之学行不通，于是退而求其次，有了广泛征求意见、由若干著名作家和学者投票确定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8月18日第一版《文学殿堂开摆世纪胜宴：“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揭晓》。）。比起“文学经典”来，“优秀图书”的命名，未免过于平实，在众多“世纪末大餐”面前，显得很不起眼。平静过关固然是好事，可回避了极易引起争议的“经典是怎样形成的”，还是有点可惜。 我之关注此话题，基于一个基本事实：为何世纪末大结账，没有名篇入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诗人胡适（注：谢冕、钱理群编《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927年前部分有作品入选的新诗人包括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冯至等五位。），其《尝试集》竟成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不是评价尺度宽紧的问题，也并非评选者不同导致的偏差，作为新诗人的胡适，有名著而无名篇，此乃目前中国学界的主流意见。已经几起几落的《尝试集》，目前虽然没有多少读者，可史家就是不敢遗忘。这里涉及两种不同意义的“经典”，一是历久弥新，青春常在，依旧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一是事过境迁，隐入背景，但作为里程碑永远存在。《尝试集》无疑属于后者。 我要追问的是，像《尝试集》这样的作品，确立其“经典”地位的，除了人所共知的历史机遇与大师推举，还有没有别的因素。比如，作者本人的努力、同道的支持以及制度的保证，是否也是重要的因素？如此立说，很大程度并非缘于理论推导，而是胡适《尝试集》删改底本的发现，使我们得以在一窥庐山真面目的同时，反省“经典是怎样形成的”这样有趣而又不太容易说清楚的命题。 一、删诗事件 无论你站在什么文化立场，谈论现代中国“新诗的奠基”，总无法回避胡适的《尝试集》。只是当论者淋漓尽致地褒贬抑扬时，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细节，即通行本的《尝试集》（增订四版），并非只是胡适个人心血的凝聚。这部前无古人的新诗集，1920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推出后，当即风行海内，两年间增订两次，销售万册。为使其能够更长久地领导标新，诗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将其删繁就简。另外，又补充了若干广受好评的新作，并认真撰写了四版自序。在这一借“删诗”确立权威性的过程中，鲁迅等同好的介入，不无“锦上添花”的意味。 鲁迅、周作人等曾为胡适删诗，此事即便算不上“路人皆知”，也绝不是什么文坛秘密。因为此等雅事，搁在“我的朋友胡适之”那里，不可能藏而不露。果不其然，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就有如下详尽的表述： 删诗的事，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当时我自己删了一遍，把删剩的本子，送给任叔永、陈莎菲，请他们再删一遍。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那时周作人先生病在医院里，他也替我删一遍。后来俞平伯来北京，我又请他删一遍。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注：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0月增订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