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刘绍棠是我国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他从13岁（1949年）发表处女作至1998年去世，共创作了12部长篇小说，30部中篇小说，100余篇短篇小说，还有数百篇散文和政论文章，约700万字。评论界对刘绍棠小说的注意起于五十年代，五十年代后期，刘绍棠受到批判，被迫遁隐乡间，六、七十年代几为人们所遗忘。直到1980年3月《蒲柳人家》的发表，才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从整体上看，八十年代前期是刘绍棠小说研究的鼎盛期，评论文章数量多，涉及范围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八十年代后期乃至九十年代，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刘绍棠的研究重归沉寂，成果不多，未能将刘绍棠的小说研究推向新阶段。 一 刘绍棠是共产党为了培养自己的文学新军而拔苗助长培养起来的作家。我们循着他五十年代的创作，可以看出他的作品配合政治的发展轨迹。 《运河的桨声》是刘绍棠五十年代的重要作品，这篇小说出版后受到很大关注。何家槐的《关于〈运河的桨声〉》，高七的《充满战斗音响的农村》等是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评论。何的文章通过对小说中各个阶层的人物的逐一分析，指出这是“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部较好的作品”，同时指出作品“主要集中在中农身上”，“无疑是把农村中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简单化了”[1]。这些评论明显地打上时代的烙印，评论的依据是成分论、阶级分析法。当然从刘绍棠的创作目的来看，这种解读和评价的角度还是准确的。 肖殷的《要更多地和更深入地理解生活》现在看来是一篇较有份量的评论，肖在肯定刘绍棠小说“有一种吸引人的清新的气息”、“洋溢着对先进人物的热情”的同时，着重批评了刘绍棠小说的不足之处，指出刘绍棠小说生活内容和思想内容的单薄；对生活的简单化，缺乏行动逻辑的处理；人物有共性而无个性；强调阶级性而忽视人性等等。肖殷还对刘绍棠小说中的先进人物未卜先知、洞若神明进行了批评。肖的这些批评无疑是准确而深刻的，对当时创作的类型化倾向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李牧歌的《谈刘绍棠的创作》，虽然也明显带上时代的烙印，却是一次试图从刘绍棠五十年代的整个创作历程来全面把握其发展变化的有益的尝试。李牧歌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刘绍棠已经逐渐能够从政治方面去分析农村生活的各种现象，从阶级斗争的本质上去观察各种事物了”；“作者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和对农村自然景物的确切的描绘，更能帮助读者去体味人物的思想感情，使他的作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善于选取生活中富有特征的细节来表达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2]。这些评论的确把握住了刘绍棠五十年代小说的特征及变化。 五十年代刘绍棠的小说研究，一般都是从阶级分析法入手，这虽然也符合刘绍棠小说为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创作目的。但仅仅从这一角度进行评判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刘绍棠在注重为具体政治任务服务的同时，仍在不懈地追求文学的特质。1957年他在《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一文中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不是表现在机械的为某一政策或某一方针的服务上”。可见，从文学本身对刘绍棠五十年代小说进行重新解读是极为必要的。 另外，我们现在重读刘绍棠五十年代的小说，至少还有一些方面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小说的认识价值，从为数不多的十几个短篇和几个中篇能感受到五十年代农村的政治风云变幻。其次，小说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农民对土地的挚爱，对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等等。这是刘绍棠从生活中积累出来的真实，并非当时评论所批评的那样“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去观察生活反映生活”。这些角度至今尚无人涉及。 五十年代刘绍棠还有值得注意的两篇小说，那就是1957年上半年发表的《田野落霞》和《西苑草》。刘绍棠一反他以前小说轻快明亮的调子，显得较为低沉忧郁。而且题材有所拓展，技巧、风格上开始走向成熟，但这两篇小说除了在反右中作为批判的靶子，后来的刘绍棠小说研究几乎没人提起。 1957年夏，刘绍棠因“鸣放”蒙祸，随即，各大报刊上就展开了对刘绍棠的大批判。这不再是学术领域的争论，我们当然也不能将其看作学术意义上的评论。 二 刘绍棠1978年重返文坛，写出了《含羞草》等一批作品，都因淹没于同类型的伤痕文学的烟尘之中，没能引起评论界的注意。直到1980年3月《蒲柳人家》的发表，才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它提供了当时文坛盛行的伤痕文学迥然不同的美学风格，以表现人情美、人性美为主题，给文坛上带来一股清新之气。随着刘绍棠风格的逐步形成，在八十年代前期形成了刘绍棠小说研究的高潮。 这一时期，无论是刘绍棠小说的综论，还是单篇小说的专论，都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刘绍棠的艺术特征，这些评论一般都从题材、主题、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表现手法、语言特点等方面入手，以文本为观照对象来论述刘绍棠小说的民族风格。 许多评论文章都谈到刘绍棠的题材。伦海指出，刘绍棠取材没有离开过他家乡，一方面以感恩戴德之情，尽力去讴歌他家乡父老兄弟姐妹多情重义的美德；同时又“刻意表现和描绘京东平原的风俗习惯、生活气氛和环境景色”[3]。一些评论家注意到，刘绍棠即使描写重要的历史事件，但一般将这些事件作为背景，主要力量还是描写乡村琐事，家长里短。张同吾指出，“作为描写武装斗争的作品，《地火》中当然有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但它不同于这类题材的其它作品之处，是作家着力描绘农家生活的场景和各种人物感情的细流。”[4]王教祝也指出，刘绍棠“比较擅长描写生活长河中一朵浪花，时代激流中的一片微澜，或心灵世界的一星爝火”[5]。也有评论者对刘绍棠的选材持批评态度，如方顺景就指出，“没有以反映现实的生活和斗争为主，没有努力表现这个新时代，塑造新人物，我总觉得是一个不足。”[6]这种说法当然是片面的，还笼罩于题材决定论的迷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