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现状及未来走向，无疑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可惜国内这方面的著述太少。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早已使得中西比较文学异军突起，不仅起到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作用，同时也使我们得以借助这一窗口了解更多的西方学术理论前沿的进展和新的课题，但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恐怕在于通过与西方以及国际同行的对话和交流，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的成果推向世界。实践证明，我们的这一目标已经初步实现，而且正在进一步落到实处。正如比较文学大师、荷兰汉学家杜威·佛克马十多年前就指出的：“中国人在历经数载文化隔绝后，对文学的比较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兴趣是预示人类复兴和人类自我弥补的潜力的最有希望的征兆之一。它给那些生活在高度工业化的富裕社会的人们和所有那些担心技术竞争和剥削的浪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荒芜现象无法被制止的人们带来了希望。”（注：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序，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确实，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内涵和意境幽远的美学精神已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作为高雅文化的产品，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风貌和文学审美主旨嬗变也越来越使国外文学读者、研究者感兴趣。可以说，西方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并得到长足发展的。对于西方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状，国内比较文学学者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由于着重于将西方文学介绍到中国而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少，因此无法使比较文学圈外的人们从中得到启发。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这方面将自己的阅读心得以及我本人在国际学术活动中得到的信息和启示作一述评，以便为开阔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推进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作一微不足道的贡献。 当代汉学研究的新转折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和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文化和文学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其重要标志可以体现在中国文化在长期以来习惯性地形成的事实上的“中心”地带——欧美国家的传播、发展和演变。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欧美各主要国家的高等学校对中国文化的日益增长的教学研究兴趣中看到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代表中国文化之精华的大量经典文学作品和现当代文学作品不断在西方各主要国家被翻译介绍和研究，其中有些已成为中国文学教学的必读教材；其二便是在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在西方的过程中一直起着推进作用的西方的汉学研究。长期以来，国内有些从事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者常常会把汉学和国学相混淆，其实这两者本来确实有着很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出发点、观察的视角和理论分析的视角。在此，本文首先对汉学和国学的差别作一辨析，并通过这种辨析来指明当代西方汉学研究的新的转型和走向。 汉学(Sinology)这一术语曾一度有着贬义，实际上指的是西方的中国学研究(Chinese studies)，属于西方正统学术界以外的非主流系统的“非西方研究”(non-Western studies)。作为一门长期以来处于“边缘”的学科，它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圈和操持汉学的族群以外的人们对汉语以及用这种语言撰写的作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现象进行的研究及其成果，它的出发点决不是中国本身，研究主体也不是中国人，而是把中国当做一个“他者”来考察研究的外国人。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少数汉学家的研究成果由于其理论视角的新颖和资料考证的扎实而对国内学者的深入研究有所启迪。一般说来，汉学家们虽然以汉语文本为研究对象和素材，但用来表述的语言主要是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所讲授的中国文学课程一般被称为“翻译中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很像我们中国高校中文系开设的用汉语讲授的世界文学课。此外，他们的研究成果由于其出发点和方法论的不同而迥然有别于中国学者的成果，但有些确有新的成果已经给我们的研究以新的启示；（注：这一点尤其可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中国国内学术界所起到的反馈作用中见出：在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中，钱钟书、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三位作家基本上被放逐到了边缘，而在夏的书中，这三位作家则居于作者论述的中心，这显然是作者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形式主义分析所使然。钱理群、温儒敏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终于纠正了这一偏差，终予这三位作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而国学则恰恰相反，它的出发点是中国本土，研究主体也是中国人自己，也就是说，如果前者是从外部来考察中国及其文化，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来研究自己文化的。也许这两者的相得益彰才能达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普及传播之目的，但目前的现状远非如此。另一方面，如果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关系来看，前者是使中国文化国际化（全球化）的一个必要途径，后者则是坚持中国文化本土化的一种必然。令人感到不解的是，由于各国的汉学家都十分注意用英文发表自己的作品，因此对于西方主流学术界而言，他们的著述更为西方学人所知，其在一般西方读者中的影响也更大。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切不可视而不见。 汉学和国学经过长期的冲突和对峙之后最近出现了互通互补乃至共融的新趋向。（注：王宁《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对立与对话》，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6期；程钢和曹莉《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世界主义》，载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尽管出发点和理论视角的不同所导致的结论迥然有别，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二者就一定不能沟通。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大作用就是不断进行理论建构，佛克马说得好，“人们的头脑总是向着新的经验开放；认知的和情感的自我正期待着新的发现。这些新的经验并非仅受制于自己族群的文化，而应当包括与其他文化的接触。所有文化本身都是可以修正的，它们设计了东方主义的概念和西方主义的概念，如果恰当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建构新世界主义概念”。（注：杜威：佛克马《多元文化主义和新世界主义》，中译文摘要见《文艺报》，1998年9月15日号。）这就向我们启示，传统的汉学已经到了必须更新的阶段，它与国学的交融和互动已成为大势所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