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1)02-0089-08

      尽管中国大陆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才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但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和著作集中起来也是一个十分可观的庞大数字，要作一较为全面、认真的“评述”，不占有和阅读相当的材料，是难以担当的。为避免以偏概全，笔者只好采用取巧的办法，也就是像本文的副标题所限定的那样，仅以近20年来所举办过的历届学术年会及其论文集为讨论对象（注：迄今为止，总共举办过十一届学术年会，但第十届（1999年10月）年会论文集尚未出版，本文列举时只以笔者参加该次会议时所看到的论文为例。），希冀从中粗略地梳理出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脉络。

      由于只以历届年会及其论文集为例，故本文的讨论对象将不涉及数量更为浩瀚的其他论文以及著作类，尽管后两者的标示意义或许还要远超于前者。

      一　历史的回顾：从“台港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学领域中所有关于“台港”与“海外”的东西，在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是极为敏感的、需要避忌的政治问题。其后，确切地说，是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之后，政治坚冰的逐渐消融才多少鼓起个别先知先觉者涉足这一领域的勇气。

      1979年是一个值得一提的年份，在这一年年初，北京的《当代》杂志在第1期上刊登了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注：当时把白先勇当成旅美作家，但也有人将其视为台湾作家，或两者身份兼而有之。）；同年，广州《花城》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当时在暨南大学任教的曾敏之《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介绍并提出了关注大陆以外的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他们的试探性行动，一方面在禁锢多年的幕墙上凿开了一扇了望外部世界的窗口，另一方面，也以其自身的示范效应为跃跃欲试者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双重依据——他们的平安无事本身就意味着此事可行！于是，随之而来的是介绍境外的华文文学作品日渐增多，而在广东、福建的部分大学讲坛上，也逐渐有一些教师尝试性地开设了“台港文学”选修课程，“台港文学”开始摆脱过往被“妖魔化”的不恰当形象而真正进入了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阈。

      两三年后，有感于在教学、研究、出版过程中所碰到的一些问题，粤闽两地教学、研究和出版部门的工作者觉得有必要举行一次讨论会以共商对策。于是，1982年暨南大学召开了“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并由此生发开去，沿袭成为一种惯例，基本上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国际性的学术年会，到2000年11月的汕头年会，近20年来总共举办了11届（表一）。

      表一：历届年会情况统计表

      

      从前5届的会议名称可以看出，随着会议参加者及被研究对象地域的不断扩大，会议的名称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第一二届被讨论对象只局限于台湾、香港两地；第三四届，由于有国外华人作家、学者的参加及被研究，台港后面就加上了“海外”；到了第五届，“台港”后面还缀上“澳门”的“澳”，这样，会议的全称就成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直到第六届之后，会议的名称才固定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然而，这只是会议名称表面上的演变，而事实上，围绕着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的诠释，长期以来却一直成为学术界所争论不休的话题。

      1985年4月，秦牧在为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创办的《华文文学》杂志“试刊号”所写的“代发刊词”中这样为“华文文学”释义：“‘华文文学’是一个比‘中国文学’内涵要丰富得多的概念。正像‘英语文学’比‘英国文学’的内涵更丰富，‘西班牙语文学’比‘西班牙文学’的内涵要丰富的道理一样。”也即是说，“中国文学”只限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华文文学，而“华文文学”除包括中国的华文文学之外，还涵盖中国以外的用华文写作的文学[1]（试刊号）。为进一步阐明秦牧的观点，编者还在该期杂志的末尾以《编者的话》的形式对其作了补充说明。他们在界定“华文文学”的定义时给出这样三层含义：一、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可称为华文文学；二、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是两个不同概念，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学，以及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和香港的文学；三、华文文学和华人文学也是两个不同概念，海外华人用华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创作的作品，不能称为华文文学，但是，非华裔外国人用华文写的作品却可以称为华文文学。显然，秦牧和《华文文学》的编者都是从语种文学的角度去看待并阐释“华文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的。

      这一从语种文学的角度去看待“华文文学”的提法，开始几年并未引起太大的争论。所以，在1986、1989、1991年的第三至第五届年会的名称上，都相继采用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称谓，直至1993年8月的第六届年会，才正式起用“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叫法。但奇怪的是，随着“世界华文文学”的正式起用，有关的释名和争论却反而多了起来，争论的内容归总起来大约有这么两方面：一是保留“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原名还是采用新名“世界华文文学”？这方面的争论主要体现在第七届云南年会的会间讨论上。林承璜等人认为还是沿用过去使用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名称更名副其实，因为在此以前的历届年会并没有把中国大陆的文学纳入会议的研究范畴。新加坡的陈剑认为“海外华文文学”是从中国大陆立场出发命名的，容易引起海外作家的误解。王一桃则以中国大陆长期出版的《世界文学》杂志并未包括中国文学为例，认为使用“世界华文文学”并无不妥[2]。争论的一另方面问题是，“世界华文文学”与“世界华人文学”到底哪个更为切合学科实际？这方面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云南年会之后北京《四海》杂志在1994年第1期所编发的专栏文章——《在京部分专家笔谈“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与定义：先定位，再正名》，以及1996年4月南京年会的论文中。张炯的《关于世界华文文学》一文中，在以非华裔却用华文写作的白杰明与以英语写作《京华烟云》的林语堂为例，说明了“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的区别之后指出，“‘世界华人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角度来区分的。而‘世界华文文学’则主要从语符归属的角度、语言学的角度来划分的。对于文学研究界来说，如果着眼于语言艺术的不同语符特色，则自然要选择‘世界华文文学’这个概念；如果着眼于创作主题的民族文化心理归属，则又以选择‘世界华人文学’这概念为宜。”不过，他个人在目前倾向于使用“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3](P157-158)。赖伯疆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管见》中“关于正名和界定”一节，通过对“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的区分，指出：“目前，我们研究的对象，特定指的是海外各国作家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因此，准确地说，我们研究的是华文文学，而不是用非华文的外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因而使用‘华文文学’这一称谓，比用‘华人文学’的称谓更为名实相符、确切而科学。”在肯定了“华文文学”这一称谓的基础上，赖文还通过对中国大陆十多年来这一学科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的回顾，进一步肯定了“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新概念的出现，他指出，（十几年来）“在海内外学者、作家的共识和愿望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概念。从文学的客观现象而言，中国文学（包括台港澳地区文学）和世界各国华文文学，确实构成了‘世界华文文学’的现实，因而，‘世界华文文学’新概念的提出，是切合客观实际的。”[4](P12-13)在此期间，曾经撰文或在不同的场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的还有：杜国清、许世旭、许翼心、汪景寿、杨匡汉、黄孟文等人（注：这两方面的争论，可参阅杜国清《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与定义》（八届）、许世旭《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八届）、黄孟文《“世界华文文学”释名》（八届）、许翼心、陈实《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6年第2期）和《四海》杂志1994年第1期“在京部分专家笔谈‘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与定义：《先定位，再正名》一组文章，以及古远清《世界华文文学的丰收季节——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四海》1995年第1期。）。尽管这种学术上的论争难以产生一致的结论，但到了第八届年会闭幕时，大家在求大同存小异的前提下，还是基本达成了共识，这体现在曾敏之在会议闭幕时代表会议筹委会作总结发言时所说的，“曾引起争论的世界华文文学的释名问题，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称早已沿用、风行，为海内外学者、作家所接受，今后仍应统称为‘世界华文文学’”[5](P269)。可以说，大多数与会的代表对“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称的使用，以及它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存在是充满信心的。由许翼心、陈实撰写的被学术界称之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昭告世人的一篇宣言”[6](P42)的本届年会论文《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中[7]，作者在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产生的背景的勾勒、学科发展过程的梳理和学科形成的条件、性质的分析之后，理由十足地指出：“按照国际学术惯例，作为一门独立的文学学科，世界华文文学已完全具备学科成立的必要条件。”并且指出，将世界华文文学学科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不仅扩大了文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建设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7](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