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1)03-0137-07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家中，李长之书评的涉猎方面之广，撰写之勤，数量之多上，无人能及。 从他1927年18岁写《读日本满蒙政策一书》算起，到1956年他47岁写《新版的镜花缘》止，近30年间，他写了100余篇书评！由于李长之初学理科，学生物，后学哲学，再后来才踏上文学道路，他的书评就涉及到诸如语言、文学、生物、哲学、教育、文化等许多领域，又由于他懂德文、英文，兼通日、俄、法等多国语言，他的书评更是视野广阔，目力所及，甚或超出了中国的出版界。在中国现当代的从事书评的学者中，既有系统的书评理论，同时又主持专门的出版物以实践之，于李长之之外也是颇为罕见的。 一 李长之写书评几乎出自于一种天性并贯穿他的一生。尽管现在能看到的他最早的书评是在天津《大中时报》上署名李长植发表的《读日本满蒙政策一书》，但实际上他的书评从十一二岁就已经开始了。他在写《孩子的书》自序中说：“我在自己儿时的作品中，仿佛见了现在自己的淡影，那轮廓却是越来越深的，说得明显一点，就是我早就喜欢批评了”。“我何以老早就喜欢写些东西，只是源于自己的一种态度：我不愿袖手旁观，我不愿意只当观众，我不愿只当读者”[1]。24岁的他写《我如何作书评》（《大公报》1934.5.26）时已经准备将其书评结集了。1976年的春天，四人帮尚逞威孽，李长之仍在劳改中，他在参加系里修定《新华字典》之余，写了《读〈新华字典〉》的书评，这离他辞别人世只有两年多了。 他写书评，不是偶尔为之，不是眼下一些人为朋友捧捧场，为书商作作广告，当个书托，而是当作一种事业，当作贯彻其文艺主张的利器，当作文艺教育的严肃的依归来从事的。他主编天津《益世报》是如此，创办《文学评论》是如此，协助孙晋三办《时与潮文艺》主持《书评副刊》更是如此。李长之常说：“如果有人称我是批评家，我听了最舒服，比称我什么都好。”“谁要想拉我从批评上退下一步，我就决不答应。河山易改，此性难移啊”[2]。可以说，李长之的一生，是批评家的一生，也是写书评的一生。 李长之的书评生涯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927年至1936年，是李长之写书评的初始阶段，而以批评鲁迅的作品为成熟的标志。这个时期他批评了卡之琳、老舍、张资平、茅盾、梁实秋、臧克家等人的作品，而尤以对鲁迅作品的评论用力最勤，影响最大，如《阿Q正传之新评价》（《再生》第1卷第6期1932.10.20）、《三闲集——鲁迅最近的杂感散文集》（《北平晨报》1932.12.13）、《鲁迅和景宋的通信集——两地书》（《图书评论》1卷18期1933.10）、《鲁迅伪自由书》（《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4期1933.11.8），后来，李长之以此为基础，完成了著名的《鲁迅批判》。《鲁迅批判》既是他一系列鲁迅作品书评的总结，也是他此时文学批评的总结。 1937年至1945年抗战时期，是李长之写书评最活跃，产量也最多的时期，尤其是在李长之负责《时与潮文艺》的《书评副刊》时期，从3卷1期至5卷5期，他连续写了40余篇书评，几占其一生所写书评之一半。而其所评范围既有学术著作，也有文艺理论、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可以说大后方出版的重要书籍，李长之都进行了评论，他跟踪之快，反映之迅速，非常惊人。比如书评副刊4卷2期所评沙汀《淘金记》出版于1944年5月，胡风《看云人的手记》出版于7月，胡秋原的《民族文学论》出版于8月。而李长之的书评则皆作于1944年10月。有些在中国文化史上颇为重要的著作，如郭沫若《今昔集》、《青铜时代》、《屈原》、《棠棣之花》，曹禺《北京人》，老舍《贫血集》、《火葬》，巴金《憩园》，臧克家《泥土的歌》，姚雪垠《新苗》、《春暖花开的时候》，田间《给战斗者》，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沙汀《淘金记》，胡风《看云人手记》等等，似乎李长之的书评是其最早的评论，有些则是唯一的评论。由于书评和作品的年代贴近，也由于时代背景的其他原因，李长之的评论无疑是研究这些著作的宝贵资料。李长之的书评可以说是同当时整个的文艺战线同步的，是抗战交响乐中配器之一种，可以说它同样起到了抗战救亡的作用。其时李长之之勤奋与他“我不以没有去前线为耻”的信念有关，他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由于勤勉辛苦，他得了肺病，当时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给他送去了药品，使李长之非常感动。 1945年至1949年，是李长之书评风貌发生蜕变的阶段，此时他的书评表现出两个特点：其一是更加注重文化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的书籍；其二是以鲁迅为榜样，明显关注现实生活，表现了强烈的战斗色彩。前者反映了李长之在抗战胜利后对中国文化重建复兴的期待；后者反映了他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对日本侵略者的仇视。前者的书评如《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大学教育》（《自由批判》1948.7.11）以及收录于《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李长之，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中的《评新理学》、《评新事论和新事训》、《评新人生观》；后者则有《批评的课题》（《世界日报》1947.12.15）、《和汉二十四孝图说》（天津《益世报》1948.1.4）、《评李广田创作引力》（《观察》5卷1948.9.25）等。这一时期的书评反映了李长之思想上的转变，其中有热烈的期待，有痛苦的幻灭，有沉重的反思，也有选择后的豁然开朗。 1950年以后为沉寂阶段。自40年代末期始，李长之开始接触马克思文艺理论，其批评体系逐渐完成了由德国古典文艺美学向马克思文艺美学的转变。1951年李长之受挫于关于武训传的批评，但后来他仍然写了《读文学论稿》（《光明日报》图书评论41期1954.10.21）、《胡适白话文学史批判》（《人民文学》1955.3），并逐渐比较偏重于古典文学方面的书评，写了《评“东周列国志”新编》（《光明日报》1956.5.17）、《新版的镜花缘》（《光明日报》1956.3.4），等。1957年反右前不久，他曾应老舍、茅盾、邵荃麟的邀约在翠华楼吃饭，席间老舍提出请他办书评刊物，李长之自感大劫难逃，予以婉拒。1958年，他果然补入另册，被迫中止了他的书评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