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01)02-0043-05 藏族青年作家阿来，原名杨永睿。据有关资料介绍，他的母亲是汉族，父亲是藏族。一九五九年出生在大渡河上游主要支流之一的梭磨河畔一个藏族寨子里。在那种十分特殊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中，阿来从一个藏族少年、家乡机耕道上的拖拉机手、建筑公司的打工崽成为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的学生，又成为马尔康县二中讲台上的老师。然后，阿来成为了诗人、成为写小说的人。在阿坝州文联文学期刊《新草地》杂志做编辑多年以后，到成都做上了省科委旗下《科幻世界》杂志和《飞》的主编，以至成为今天颇有建树的作家。十几年来，阿来在诗歌领域、尤其在小说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有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两部、散文集《大地的阶梯》和诗集《梭磨河》出版。在世俗的人才评判标准面前，阿来没有很高的学历，但是，他特殊的生活经历和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西方先进的文艺思潮，是他最有心得的学校。四川西北部阿坝州的高海拔地区，阳光明亮，天朗气清，人和植物总是以突兀的姿态、以真实得近乎梦幻的感觉展示在关注者的视野里。如果是在植物茂盛的夏季从成都川西平原出发，经都江堰、沿岷江河谷逆流而上至汶川县，西向沿杂谷脑河谷逆流而上经理县、米亚罗红叶峡谷，翻越鹧鸪山经刷经寺沿梭磨河谷西南方向到达阿坝州府所在地马尔康，四百多公里的行程、逆海拔高度而上，从夏日到初夏、春天、仲春、初春、残冬的梯级景象会让你感受四季分明的季节，更能感受到藏族、羌族人民自在潇洒的民族风情以及祥和富足的精神面貌，尤其还容易迷醉于那里雪山、草原、河流以及森林静谧的尊严，沉思于那片土地上民族结合部的种种神奇，感喟其历史文化、社会际遇深厚积淀的光芒。就在马尔康（藏语音译，火苗旺盛的地方）那条神秘河谷里，阿来，以一个汉藏混血者的特殊气质和多种文化语言混血生成的特殊触觉，摸索和表达了他内心世界的小说理想。这一点与他曾经心仪的青藏高原上西藏另一位汉藏混血儿作家扎西达娃是多么相似，但是，他似乎比扎西达娃走得更踏实、更睿智。至少，阿来在创作中将外国先进的文学理念消化为无形和对历史转折时期的人性的描述比扎西达娃显得更真切、更熟练、更有意味。 回想起来，1984年的冬天，我在阿坝州的一所师专里教书时开始接触到阿来的诗歌和小说。印象颇深的是在阿坝州文联刊物《新草地》（现在的《草地》杂志）发表的《那温暖的秋阳》（短篇小说），写了一个孩子与父亲在秋阳下的劳动场景和故事。记得最清楚的是小说的语言很象诗歌的语言，诗意的描述、诗情的流露、雕塑般的人物、景色，给人留下浓郁的异族情调，更使人感动和难忘的是作品中浓浓的少年忧郁。十几年来，作为阿来的文友、关注者、仰慕者，我们一起喝过酒、唱过歌、聊过写作，我对阿来其人和阿来作品有着极有兴趣的接触和关注。1998年，我离开阿坝州来到乐山，听说阿来的最新小说《尘埃落定》在遭到几家出版社的拒绝后，最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北京引起普遍的轰动，有评论家认为该小说是建国以来最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的长篇小说。今年，阿来从美国将《尘埃落定》的影视制作版权的15万美金带回成都。作品开始翻译成其它语言再版。据《成都商报》（2000年10月20日“文化新闻版”）载，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大奖评委会委托北大教授严家炎起草的茅盾文学奖的评语说：“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清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是的，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魅力”正是源自于“诗意”的描述。我们发现，阿来小说写作之初的诗意的语言和诗性思考得到了十分宝贵的延续和升华，少年时期的忧郁已蜕变为“似傻非傻”睿智的思考和寓言式的表白，并且终于得到了极为公正的认可。但我们现在最高兴的不是阿来获奖，而是更高兴他获奖之后的那种他笔下“傻子二少爷”似的“无动于衷”，那种令人十分放心的“平静”。“得奖不会改变我自己。我已经是40岁的人了，做文学已有十多年，最初的写作目的也不是得奖。不得奖我也会写下去，写作是我的生命的需要，是表达的需要。”（高小立《阿来：离文学圈比较远的人》，载《作家文摘·青年导刊》2000、11、3第13版） 早年曾听阿来说，早先他最容易找到感觉的写作场所是与喧嚣社会有着相对距离的旅游淡季的九寨沟、黄龙寺，其次是旅客稀疏寂寞得很舒服的旅馆、招待所。后来，可能是由于随身携带那台家用电脑外出实在不方便，只好在家里写作（阿来换笔较早）。据介绍，1994年春末的一天，阿来在马尔康州文联楼层很高的家里，偶然写下“野画眉”一段场景，用阿来习惯激动的话来说，就是“整到东西了（意为发现灵感）”。立即敏锐地觉察到一出大戏的舞台有了，人物们从秘密的地方纷纷登场，“自己的手就象舞蹈症患者，在电脑键盘上疯狂跳动”，每天有几千字的进度，到了冬天，马尔康的山上铺满白雪，30多万字的《尘埃落定》也就成了。近两年来，很多对中国西部文坛较为关注的论者对阿来作品予以中肯的评述和高度的评价。包括前面提到的“获奖评语”，大家都提到《尘埃落定》“视角独特”的艺术效果，但对真正“独特”的“视角”的理解，大都仅集中在表现得十分明显的“麦其土司二少爷”的“傻子视角”的认识上。在我看来，真正独特的视角似乎这样来理解更合理，阿来在社会的转型期，在历史河流的转折处、或者是历史河流“断裂瀑布”出现的地方，用那种马尔克斯似幻非幻、似魔非魔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眼光，象游龙一般穿透历史结合部、社会阶段结合部、民族结合部（藏、羌、回、汉，阿坝州的主要民族），穿透中国西部藏族支系的结合部、尤其穿透四川西北部梭磨河流域安多藏族之嘉绒藏族一支的历史，直抵了“尘埃落定”所有故事的内部。试想，哪有能够“落定”的“尘埃”？“尘埃”总是有起有落，尘埃起落之间，数十年跨度的边沿藏民族心灵史得以诗性演绎。民族、部落、家族、父子、兄弟、朋友、情人、权利、贪欲、情欲、道义、人性、尊严、践踏、蔑视、仰视、奴性、商人、市场、妓院、白色汉人、红色汉人、消失的城帮、消殒的生命、割掉的舌头、丢失的马群、收割的罂粟、鞭梢的花瓣、鸟雀的粪便、碎裂的语言、以及随处可见的“尘埃”升降等等小而精彩绝伦的“起起落落”，有着阿来“尘埃落定”异乎寻常的轮回隐喻。我们发现，“傻子视点”居然是所有飞场起落的“尘埃”中似乎恒定在某种海拔高度的唯一不起不落、不偏不倚的“尘埃”。这“尘埃”就象是一种混沌而又清澈的眼神。在一个就连阿来自己也难以说清楚的高度，小说的“视角”在氧气稀薄的高原山地均匀而痛快地呼吸。阿来说，“在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过渡时期，社会总是显得很卑俗；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人心委琐而混沌”（阿来《落不定的尘埃》，载《小说选刊·增刊》，1997年第二辑），原来，傻子是阿来安排在“社会”和“文明”形态过渡时期定点拍摄似的视点，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某种特殊鉴定意义的“尺度”。阿来在回答记者采访的时候，他称“如果小说拍成电影，自己可以扮演老土司、傻瓜儿子、被割去舌头的书记官中的一个角色，因为这几个形象反映了自己性格中的不同侧面”（见《成都商报》2000、10、20日“文化新闻版”），这似乎正应合了阿来曾经寻觅、并且坚守的写作视点和关注生活的思考写作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