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1)01-0059-07 一个作家，若能在文学思潮随时而移的过程中，坚守自我的选择，不被时代新潮激起的泡沫淹没，应该说是需要极强的定力的；而其个性也往往在这精神的坚守中显现出来。河南作家李佩甫，既不标榜主义，也不皈依流派，而是以其诚实的创作、鲜明的风格打动读者。因此，研究李佩甫时，想依现成的流派特征规定之，难；试图用几句话概括他，也难。惟其如此，其对研究者既构成挑战，也充满诱惑。本文拟从其文学世界、人性展现、文化批判和艺术个性四个角度展开对李佩甫小说创作的讨论。 一、李佩甫的文学世界 虽然相隔60多年，李佩甫登上了文坛的经历却和新文学初期的乡土作家相似。离开了自己谙熟的故园，生活在都市里，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理性熏陶，再回眸故园，反思故园文化的丰富内蕴，并以此为参照来观察都市生活，对其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其文学世界的构成往往呈现或隐或显的二元对立：乡村世界和都市世界。 当然，并非所有作家都对等描写这两个对立的世界。李佩甫的乡村世界，从小处看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许地”，从大处理解则是中原大地的缩影。一旦走进他的文学世界，首先看到的是中原大地上星罗棋布的行政村，无论叫扁担杨、李家庄，还是叫呼家堡，都可称之为中原农村最基层政权结构的象征。这个世界的构成通常是由久掌政权的支书或村长以及作为族权象征的长者构成一方，他们不仅左右着村人的命运，代表着政府赋予的权力，而且由于宗法社会的悠久传统在人们精神世界的积淀，他们还从道德伦理、心理角度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其对立面是接受了现代社会思潮影响的年轻一代——既有高中毕业的返乡青年，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利用社会转型期的乱势成了一时英雄的暴发户。由于一方坚守既得权力和权利，千方百计排斥年轻一代对权力和权利的占有，甚至年轻人因做了有益村人之事而提高了自身威望时，他们便感到自己的权威遇到了挑战。对权力和权利的霸占和对觊觎权力和权利者的排斥，常常遭到年轻一代有力的反击。他们有知识，有财力，不甘处于社会最低层和边缘地带，因而努力向权力和权利中心冲刺。 一方坚守，一方必攻，攻守之间显现出了当代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画面。尤其是作者以家族视角来表现这种冲突时，由于家族势力的卷入、伦理道德的干预使其更趋复杂。李海昌对于李大有、杨书印对于杨如意的不满，皆因这些暴发户有了财力便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他们或利用财力收买人心，欲取而代之；或我行我素，不对当权者表示尊敬或服从。这便使村长们感到受了蔑视，丢了面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岂是几个小辈说改就改的！尤其像李宝成那样的公开叫阵者，更有犯上作乱的嫌疑，对农村现有秩序的破坏性也更大，更使当权者心惊！在双方冲突的过程中，常有族中长者被请出解决问题。如《金屋》中的瘸爷，曾舍去一条腿，为村里争回了30亩好地，有着崇高的威望。当扁担杨接连发生烧麦秸垛事件、公安局又查不出肇事者时，杨书印便请出了瘸爷，让他点了自家的麦秸垛。此时的瘸爷，既是一个符号，也是一个工具。因为威望所在，连他家的麦秸垛都烧了，村里人便不再互相猜疑，人人自危的局面自然不存在了；因为村长是靠他平息事件的，无形中他成了村长耍权术的工具。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原乡村，政权和族权往往是扭结在一起的。在政权所及的范围内，村长一手遮天，独断专行；在政权不及的道德、伦理层面，往往由族中长者出面解决。两个层面，由外及内，牢牢地控制着农村社会，使其愈来愈成为板结的土壤，死气沉沉，缺乏生机。 这里，政权与族权的结合虽然形式上与鲁迅笔下的鲁镇相似，但其内涵却有着丰富的时代性。此时的族权，已不再有固定的空间（祠堂）和称谓（族长），而是潜沉于人们内心的对于长者尊者的畏惧、尊敬。它已不可能与政权并立，更不要说超越政权了。研读其文本，可见决定人们命运的只有政权及其代理人，族权则处于帮凶地位。这已成为其文学世界的独特内涵。 应该指出的是，李佩甫并非将所有的青年都封闭在乡村世界里。杨金令病好后，意识到自己是属于都市世界的人，所以头块肉他不能吃，他不愿（也不可能）再融入挣扎几十年才突围而出的乡村世界中。在对故土旧邻磕了三个头后，他消失在夜色中……[1]这是一个去向模糊的结尾。而呼国庆被呼天成选为接班人时，他也表现出犹豫，虽然其明显倾向于代表都市文明的谢丽娟。主人公去向的不确定反映了李佩甫对其文学世界构成要素的矛盾态度：情感上选择乡村，肯定并歌颂之；理智上也明白都市文明的先进。踌躇之际，其笔下人物的最终归宿便留下了问号。 二、李佩甫的人性展现 沈从文曾这样表述自己的文学理想：“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2]李佩甫没有作过如此明白的表述，但研究其文本，我们能体会到他笔下人物强烈的“人性”内蕴。李佩甫发表的100多万字的作品中，共刻画了三类人物：一类是特定环境中的至高无上者，包括《金屋》中的杨书印、《李氏家族》中的李海昌、祖父们，《羊的门》中的呼天成等。他们大多充满人生智慧，深得中原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之精髓。正如作者借呼天成之口所言，其人生策略乃“外圆内方”。跨出自我经营的天地时，他们往往是“圆”的，以其不求回报的投入，灵活超人的眼光推出身边一个个能人，经几十年而成“人场”。有了这稳定的外交网络，也就为自我的天地营造了一个安全有利的外部环境，从而有了赢得尊重、获取权威的外在支撑点。回到自己的世界内，他们却往往是“方”的。读其文本，既有做出“男人六十皆活理”、打破既定秩序的赢，为树权威，用权专制颇似王熙凤的银莲（注：赢、银莲皆为李佩甫的小说《李氏家族》中的人物。），更有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将呼家堡人的思想、行为统一化、物质化，同时又通过“斗私会”、“展览台”等形式将人的精神也统治起来的呼天成（注：呼天成为李佩甫小说《羊的门》的主人公。）。既然依靠外在关系的支持已建立了权威，那么利用权威来治理辖下的草民便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是老而不僵，控制着基层政权的一代人，同时也是扼杀自由基因、营造专制氛围的中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