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爱玲“文化汉奸”论的由来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在上海全境沦陷不足四年的时间里，她以其不同凡响的作品，使沉闷的上海为之一震，仅短短两年多，便确定了她在沦陷区文学中的位置。几十年的沉寂之后，先是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及北美，后是80年代在大陆，张爱玲和她的作品重新被认可，并逐步形成热潮，最终被纳入中国文学史。（注：参见张炯等主编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中的“张爱玲与其他作家”专节，华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 然而，却有极少数文章从政治上对张爱玲现象提出异议。 《“张爱玲热”要降温》（注：陈辽：《“张爱玲热”要降温》，《文艺报》1996年5月3日。）一文宣称：张爱玲是“文化汉奸”。理由有三：1.上海沦陷时期，她“与大汉奸胡兰成先同居后结婚”。2.沦陷后期“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敌伪主办的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3.抗战胜利后“对大汉奸胡兰成还是一往情深，不辨民族大义”。 很明显，上文第二点的失误的原因在于未经调查研究便想当然地作判断，与台湾《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刘心皇，1980）中机械划一的汉奸标准如出一辙。第一、三点不足为据：胡兰成是胡兰成，张爱玲是张爱玲，不能因两人曾有感情纠葛而在政治身份的界定上实行封建制的株连原则。 几年之后，同一作者在批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钱理群主编，1999）总序时，仍坚持认为张爱玲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注：陈辽：《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艺报》2000年1月11日。以下简称《问题》。）的代表。到目前为止，在海内外几百项涉及张爱玲的论著中，完全赞同上述观点的，只有《谈沦陷文学研究中的认识误区》这一篇文章（注：裴显生：《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认识误区》，《文艺报》2000年4月18日。以下简称《误区》。）。而两文所列主要罪状，仍是她与胡兰成的关系。其次便是与价值判断无关的所谓“搞色情文学”。 需要指出的是，两文虚构出的张爱玲“文化汉奸”论，又以讹传讹、升级上纲，成了反映文坛新动向的案例，在公众中造成了错觉。比如，有的反映“思想战线动态”的材料，将有关张爱玲的学术研究视为“另类”：“对于不齿于中国人的大汉奸周作人、张爱玲、张中行等，也出了‘专著’，重新给予高度评价”；一些人公然主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作品选中，用汉奸文人周作人、张爱玲、张中行的作品，取代革命作家的作品。这样的断语的要害，是把本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领域内的学术问题，歪曲成了子虚乌有的政治错误。这里只讨论张爱玲。 可以肯定地说，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张爱玲界定为“文化汉奸”，在学术上是谬误的，在政治上很不负责任的。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结论，除了思维方式和政策尺度方面的失误外（注：参见张泉：《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对“沦陷区文学评价问题”的回应》，《文艺报》2000年3月28日。），还由于所依据的材料不实：两文叙述张爱玲与胡兰成关系的段落，仅史实差错就有十来处。为了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在这里略加辨析。 二、胡兰成其人其事 要理清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不能不了解胡兰成。 胡兰成(1906-1981)，浙江嵊县人。抗战前，曾任《中华日报》主笔。沪战爆发后，调任香港《南华日报》总主笔。在港期间，经不住汪精卫派系的物质利诱，很快落水附逆，被视为“公馆派”分子。1940年3月伪国民政府成立时，胡兰成回南京任行政院宣传部政务次长。还担任过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等要职。后因所写文章中有“日本必败、南京政府必亡”的字样，激怒汪精卫。1943年12月7日，胡兰成被投入监狱。48天后，经友人斡旋，写悔过书获释。1944年以后，胡兰成与汪伪上层断了往来。当时，或出于个人官场受挫，或感到日伪大势已去，伪政权中陆续有人试图另谋出路，投奔国民党或共产党。胡兰成也曾有与重庆联络的机会。但他自觉陷得太深、为时已晚，便仍滞留在沦陷区编报刊。 自办的杂志有《苦竹》（南京）和《大公》周刊（南京）。前者从1944年10月至1945年3月共出3期，主要刊登随笔散文。后者为政治事实杂志，1945年共出13期。对于后者，陶菊隐的《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中有记述：该刊的文章“反对列强在华作战……提出日军撤出中国……还登了延安、重庆的电讯”；“这个刊物问世以后，在上海设有办事处，销路特好，一再加印，亦可见当时‘反战’情绪高涨”。对此，一位当代作家作了这样的分析：《大公》既反战又分明亲日；想八面讨好；多重人格（注：胡辛：《张爱玲传》，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沦陷区各种人物和现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由此可略见一斑。这说明，即使像胡兰成这样的汉奸，也决不能像《误区》那样，用“在沦陷区里为日寇作前驱，畅言无忌”轻轻一句，就一锤定音了。 胡兰成编的官办报纸是《大楚报》。1944年秋，他赴武汉沦陷区接手该报，任社长。同时还带去两位来自北京沦陷区的活跃分子沈启无和关永吉（张岛），分别任副社长和总编辑。前者原为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与周作人产生矛盾，1944年3月周作人发表“破门”声明后，被排挤出文化界。后者原为官办杂志《中国公论》的编辑部主任，1944年春因公开发表反日言论被当局注意而逃离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