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01)01-0008-09 恩格斯对文艺复兴时代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是一次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常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借用这句话来看20世纪的中国，也经历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和更加复杂多变、激烈坎坷的社会震荡，同样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出现了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创造性贡献的璀璨群星。其中，鲁迅和郭沫若应属当之无愧的文化巨人。对于以鲁迅与郭沫若为代表的这一文化星群，需要从时代变革的全局，从巨人形成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个人思维能力、文化性格、思想遗产、成就业绩形成的全过程着眼，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给予恰当的文化史定位。郭沫若是生活在20世纪的转型期，既对时代作出过巨大贡献，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时代和环境所局限的历史人物，尤其需要采用这种论其世而知其人的方法，观照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全局，研究他在这一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才是知其全人。否则，就容易出现迷误，甚至对全人的歪曲和否定。笔者拟就上述问题略申浅见，求正于方家。 一 回眸百年，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在政治上，这是中国由旧制度转向新制度的革命的突变。在经济上，这是由积贫积弱转向复兴繁荣，向近代化、现代化转换的历程。在思想文化上，是围绕现代化转换这一课题而展开的长期的新旧思想之争。这些进程，特别是其中最本质的进程，即从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国到创建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转换进程，对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有着深刻的决定性的影响。 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最突出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新与旧之争、封闭与开放之争、保守复古化与现代化转换之争。从19世纪末算起，到20世纪初，以西学的引进为导因，带来了旧国学的式微与新国学的突起。清末的今文经学家廖平可以说是旧国学最后一位经学大师。王国维用西方科学方法改造过的国学则是新国学的代表。其中，他以综合比较考证为特征的二重证据研究法，尤其显示着新国学的光辉。这一时期新旧之争，主要还局限在传统之学的内部。上述两种思潮对郭沫若都有深刻的影响。郭沫若是廖平的弟子帅平均、黄经华的学生，后又最服膺于王国维能冲出旧学的城垒，因而国学的新旧两派对郭氏一生的学术研究都发生过重要的作用。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与旧之争的内涵已衍变为中学与西学的直接碰撞、冲突和互相融汇。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潮集中在对传统思想文化如何对待，怎样使之向现代化转换的问题。这一时期的郭沫若借助新旧冲突的大舞台，作出了“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充分表演，占有了当时思想文化界一席独特之地。 到大革命失败后及至3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挑明了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和道路问题的争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能否适合于中国国情，成为论战的中心。站在否定方面的是反共营垒的陶希圣等人，而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写中国历史的则首推郭沫若。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社会史的论战，但他以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古史的学术实践，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真理。当时他就认为“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历史唯物论）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他身体力行，筚路蓝缕，成为中国史学唯物史观派的开拓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到40年代，围绕“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激烈斗争，郭沫若强调和发挥他的“以人民为本位”的历史观，站在思想文化争论的前列，成为“箭垛子”式的人物。那时，既有国民党顽固派对他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几部爱国历史戏剧的攻击，也有革命营垒内部关于孔子思想和墨家思想的论争，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论争。在这些论争中，润泽培育出以郭沫若为主将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队伍，占据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代表着当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建国以后，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篇章。从50年代至7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新旧之争出现新的情况：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确立了领导地位，同时与主流文化并存的还有多种多样的非主流文化，它们都显现出其存在的不同价值和作用。社会主义文化的勃兴和巨大成绩触目可见，“双百方针”的提出也促使科学文化的若干领域出现“百花齐放”的绚丽花朵。但另一方面，由于左的干扰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非主流文化日益受到压抑，遭致弱化，主流文化也出现越来越封闭、现代化转换越来越困难的趋势。到“文革”期间，这种左的倾向达到了极致，体现非主流文化的各种学术固然受到攻击和排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学术文化也受到压制和打击，先进文化被封杀、被摧残，假“无产阶级”之名一花独放的反而是反文化和伪学术。在建国后的历史时期，郭沫若可作为主流文化的代表，陈寅恪可作为非马克思主义、非主流文化的代表，他们本应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都可以闪耀出不同认识观的光辉，既可以有各自的学术指归，又可以在前进方向上取得某些共识。但实际上，都没有得到正常的发挥，都有着为时代扭曲的深刻烙印和沉重的经验教训。即使在这样的局面下，他们仍然各自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并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文革”中倒行逆施的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