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01)02-0079-07 一 无论在现代学术史上，还是在近些年的文化批评与文学评论中，关于鲁迅与茅盾的激烈争论或悬殊评价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大陆曾经竭力将鲁迅与茅盾“神圣化”的时候，在海外也有截然相反、评价迥异的研究。尽管其中难免也会有别样的扭曲，却毕竟有一些堪称扎实的学术研究，并在相宜之时对大陆学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新时期以来的相关研究中，加之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和实践，使鲁迅研究与茅盾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收获，并从这些新的研究和阐释中，体现出了鲁迅与茅盾的当代价值。 但不可忽视的是，受各种复杂思潮的影响，也掀起了贬鲁亦抑茅的冲击波。就新时期以来的情况看，这股冲击波大抵经历了“三部曲”：一是贬其艺术，将现实主义视为过时之物，用纯艺术和现代派的放大镜来审视的结果，或说鲁迅既无大的杰作又很快趋于创作力的衰竭，或说茅盾理性过剩、主题先行而少成功的作品；二是贬其人格，往往借破除神化或圣化鲁迅与茅盾为口实，而蓄意将他们庸俗化乃至丑化，或谓鲁迅心理黑暗、刻薄多疑，或称茅盾损人利己、官瘾十足，并常常在材料并不充足的情况下，用潜意识理论来主观揣测鲁迅与茅盾的所谓隐秘心理，颇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三是整体否定、坚决抛弃，虽然骨子里几乎是仇视鲁迅与茅盾，但表面上却要借着反思或创新的名义，于重评重估中行颠覆决裂之实。有时似乎也手下留情，只是不承认他们是什么大家、大师而已，有时则措辞尖刻尖锐，称鲁迅是“一块老石头”，要让他滚一边去。至于对茅盾，更是不屑一顾，简直将他当做了极左政治在文艺界的代表。尤其是在“实行”的拜物主义、金钱主义和“虚妄”的文化保守主义猖獗的情形下，加之海外一些汉学家的负面影响，鲁迅与茅盾所遭到的责难和冷遇，也便成了自然而然、见多不怪的事情。如今，在有些人那里鲁迅与茅盾都成了“拜拜”的对象了，甚至在有的浑身“后现代”味的人那里，还要被莫名其妙地骂上几声。岂不知就在他们刻意地“耍酷”、“潇洒”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鲁迅才是“真的好酷！”茅盾才是“真的潇洒！”事实上，在更多人看来，鲁迅并没有远去，他就真实地活在人们的心中，但已经不再是涂满红色釉彩的神像，甚至也不单纯是作家或战士，而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故事很多的人，一个让人景仰也让人亲近的人，一个性格丰富而又复杂得让人说不清道不完的文化名人；茅盾的情形与此有些类似，真诚地怀念他、研究他的人也自会在心中衡量出他的轻重，他的风度、气质真的是倜傥风流、儒雅大方，他的自强精进、奋发有为，也着实令人生敬，远非一般追奇逐怪而自命不凡者所能企及。 自然，鲁迅与茅盾在自己的历史上，也曾经是相当普通的无名的少年儿童，甚至也都有摆脱不了的失去父亲与家道中衰等纯粹“私人化”的悲哀，但他们的不懈追求与历史机遇的慷慨馈赠，使他们有幸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弄潮儿，并相继成为真正“重量级”的大作家，这早已成为无法改变的历史。但如西哲所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处于当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人们，必然都要从自己的文化视境中看待鲁迅与茅盾。因此，看法不同甚至针锋相对都是不奇怪的。问题在于，有些观点有违基本的历史事实，或表现出明显的歪曲甚至别有用心的目的，则需要甄别与辨析。比如，较之于过早去世的鲁迅，茅盾及其代表作（如《子夜》）的理性特征，尤其是其为官的晚年经历似乎招致了较多的指责和批评，好像他的贴近时代的思考和高寿居然为他加多了耻辱，由此使他在有些人的印象中，已不再像鲁迅那样依然是英杰文豪，他的鼻梁上被意外地抹了不少白粉，俨然有些类乎丑角了。倘若真的如此，这两位生前结缘很深的现实主义作家，倒仿佛成了相对立的人物，一个重于泰山，一个却轻如鸿毛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或者说，我们究竟应怎样看待鲁迅与茅盾呢？ 如果让笔者简洁地回答，这就是：鲁迅与茅盾都是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大师，这也意味着他们自我生命的延续和对当下文化创造的参与。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巨人，就其总体特色而言，则是伟大的文学家与伟大的思想家的相当完美的结合；茅盾也当得起中国20世纪杰出的文化巨匠，就其总体特色而言，则是伟大的文学家与重要的政治家相当完美的结合。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文学大师”，而非“文学小师”，更非“文学劣师”，都有着相当大的世界性影响。即使他们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或不足，也实难遮蔽其应有的光辉，也足可引为今人与后人的镜鉴。而他们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化史、文学史、学术史上产生的种种影响，客观上也已形成相当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从主导方面看也已成为后人应予珍惜的思想文化资源。将鲁迅及鲁迅研究、茅盾及茅盾研究视为文化性存在，名之为“鲁迅文化”和“茅盾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成立的。 而作为思想化的重要资源，于文化积累、文化再生及针砭时弊诸方面，“鲁迅文化”和“茅盾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也是不宜轻估的。“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发展实际业已证明了这点。正是这“新时期”接续上了自近代以来便萌发的立人立国的现代化之梦。五四时代的强音再度响彻云霄，透入人们的心底。鲁迅研究和茅盾研究也迎来了各自的“新时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学术成果。而从这些与时俱进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鲁迅与茅盾在话语中的“复活”，在文化中的“生存”，以及在复活与生存中体现出的活生生的当代性。比如鲁迅面对文化冲突的“独立意识”与茅盾感应时代需求的“秘书意识”皆非常鲜明，同时作为他们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人生和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个性构成、创作特色及其缺欠不足均与此相关，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相比较也可以说鲁迅的自由意识或个性意识强于茅盾，茅盾的秘书意识或服务意识强于鲁迅。但他们都追求穿透现实、超越文学，成为广义上的“文化工作者”）。而这样两种意识的当代延宕，还在模塑着这样两类作家，他们都为社会所需，作用各有侧重。值得说明的是，鲁迅与茅盾都共同忠诚于他们的“时代”，由此使其人与文就都具有堂堂正气，故他们不是如某些人说的那样，是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