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7.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1)02-0076-07 女性向来为小说的重要形象，她是构成人生内容和意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文学史上，一部分作家就是因为擅长描绘女性形象而著称文坛的。20世纪中国小说不仅创造出了许多丰满动人的女性形象，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女性形象，有的人物甚至代表着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和水平。在男权家族社会，女性往往被人划分为两种身份类型：或是传统美德的化身（女神），或是家族罪恶的使者（女巫）。这种分类的标准十分简单，仅看她对男权尊奉与否。因此，从民间（家族）文化的角度去审视这些女性形象，就有了新的审美文化意义。不仅具有忍、柔、美传统美德的妇女为人赞美，而且那些突破家（“枷”）的桎梏，追寻自由理想的女性亦被人接受。而作家们对人物的审美态度与价值取向，既反映了他们对女性的评判心理，亦成为作家身份的一种判别。 女神：家族女性的偶像 对女性的尊爱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文化现象。世界各国都创造对遍施母爱、拯救人类、繁衍后代、播撒爱美于人间的“女神”。同西方古老神话中的维纳斯、缪斯女神一样，中国也有着神化母爱的圣母文化传统，她虽然历经了不同的社会时代，却潜隐地影响着中国人对女性“美”的标定，制导着作家的审美创作。 中国虽然曾有过女娲创世的神话，有过母系氏族社会，女性作为氏族社会的主要成员也拥有超过男子的特权，生殖女神崇拜亦被视作全民性行为广为传承，而且沉积为一种心意原型，潜隐于心。但是，进入父系宗法社会后，随着女权易位于男权，妇女的话语权旋即丧失，妇女成为男子的附庸，女性的美善标准亦由妇权视界转为男权尺度。从此，女性在家庭中的养育作用就成为传统文化规范女性的基础，三从四德 像一道索链，将女子捆绑在男权家礼之下。男女授受不亲的戒律，端庄淑静的仪态，“惟务清贞”的节操（注：《女语论》：“女子……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转引自李晓京：《中国封建家礼》，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孝亲持家的劳务，就这样成为女子走向妇人的身前美德。而低眉顺眼的事夫，孀居终身的守节，甚或死作夫鬼的殉身，又规定了妻子柔顺屈从的身份！ 当然，尽管中国宗法文化对女性的自然天性有过许多的束缚和压抑，致使后世社会发生了许多为伦理不容的“淫欲”之事，但是，母爱及其牺牲精神又滋养出传统文化特别是家族文化的崇母倾向。端庄、阴柔、和谐等女性特征对男权世界也产生了潜在而持久的影响。因为“母亲以她全力塑造的儿子为中介，将她的威严、慈爱、性格、情感、心态、趣味灌注到男人世界的‘灵魂’里，使之在人格理想、思维方式、人生智慧、性情气质等许多方面都打上了‘女性化’的烙印。”[1]正是在母性对男子的滋养影响和男权对女性的设计规范的双重作用下，才生发了中国文艺审美的女神化倾向。 本文所说的“女神”形象，专指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范畴，中国古代文学的“女神”内涵与此有着明显的差异。无论20世纪曾有过多少次文学运动呼唤或改变了对女性审美的态度，但对女神的塑造与向往却没有大的变化。忍、柔、美几乎可以概括女性美的全部内涵。我们可以从沈从文的《边城》中的翠翠、许地山《春桃》中的春桃、贾平凹《天狗》中的师娘和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春宝娘四个女性形象比较来看。这四个女性的共同之处是一女择嫁“二夫”。尽管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是个苗族姑娘，生活在“茶峒”山城，但是她美丽、温柔、善良，一如汉族文化中的女性。她孝敬体贴爷爷，善待每一个渡客，为了不伤害顺顺船总家大老二老的感情，为了方便行人过河，她情愿呆在渡口摆渡。她的身上，鲜明地突现着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中的女神的柔美特征。许地山的“春桃”在生活中也遇到一女择二夫的两难困境。这位勤劳、坚韧的女性，以其忍和柔不仅解决了令难友刘向高和残疾了的丈夫李茂为难的两夫一妻的尴尬问题，而且以“三人开公司”的办法，把苦难人生达观地维持下去。在春桃身上，同样体现出男权社会家庭主妇具有的忍辱负重一心为家的至善美德。《天狗》中的师娘朴素而柔情，面对瘫病在床的丈夫，她坚韧地操持着家务。天狗的“入盟”，更让她的“温顺”焕发出美丽的光彩。山人的“野情”，让她多了一份女性的自然欲望，因而也更能感化天狗和丈夫的心。 综观翠翠，春桃、师娘的形象，可以发现她们具有相同的家族文化结构“现代”理想女性的内涵。在外观上，她们美丽、温柔、贤慧、吃苦耐劳。在性格上，她们坚韧持家，富有献身精神。和传统女性相比，她们少一份逆来顺受，俯首低眉的家奴相，增强了自主持家的家庭主妇的主体意识。正是她们身上的母性的慈爱，感化了男权把持的生存空间中的男子，使每一个家庭都显露出了生机和希望。她们的每一个关爱的眼神，轻声的问候，都使男人焕发出战胜苦难的信心和力量。因此，从持家的角度可以说，女神第一次成为与男子对等的家庭主人，成为社会男人喜爱的“女人”。 《为奴隶的母亲》属于女神的反例。作家虽然不是为了塑造女神形象而描述春宝娘和秋宝娘的故事，但在原夫与被典“丈夫”的抉择间，春宝娘却以母性的牺牲与博爱成全了两个无耻的丈夫。她的悲苦命运与其说是社会黑暗、阶级压迫造成的，不如说是男权之下妇女无力抗争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春宝娘是宗法社会的传统女性的代表，她身上典型地体现出宗法家族女性的附庸身份及其现实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