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现象的京派与海派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2(2001)02-0007-10

      一　个案研究与现象还原

      我是把文学流派的出现，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对待的。具体的学术操作程序，是由现象入手，尔后以文化分宗。也就是说，首先不是预设一个天马行空的理论框架，再去寻找一些资料来对号入座；而是首先作个案研究，一本一本地细读原版书刊，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开始，还原出文学现象的原汁原味。在尽可能齐全地搜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一点一滴地清理每部作品的文化意义、审美趣味和历史取向，清理每个作家的社会态度、文化基因和精神脉络，然后展开尽可能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野，比较作品与作品的差异，考察作家与作家的因缘，再置之于中外古今各种文化交融、碰撞、转型的纵横座标体系中，寻找具体作家作品的流派归属，对之作出多少可以说是了然于心的文学史定位。现象还原和文化定位，是我对文学流派进行研究的两个基本点。我认为，这样做出来的学问是一种“实学”。

      基于这种认识，我对京派和海派的初期研究，始于1981年。那时我开始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的系统工程，除了已有所钻研的鲁迅、周作人、胡适以及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等文学研究会作家之外，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废名和凌叔华。我之所以花了很大功夫，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清代职官年表》和清光绪本的《番禺县续志》中，考辨出凌叔华的父亲福彭为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第二甲第三名进士，曾任顺天府尹，于宣统元年改授直隶布政使，以及她的曾祖、祖父的身世行状，目的无非是想从家族因缘和文化语境上，加深理解凌叔华的作品何以能深婉地写出“高门巨族的精魂”，又何以能清雅地在小说笔墨中透出一种宋元文人写意画的趣味。进行这种个案研究和现象还原，不仅排除了当时对凌叔华家世的模糊的、或错误的理解，而且对于日后分析京派文学在平民气中散发着某种贵族气的学院派作风，准备了某些扎实的证据和真切的体验。

      把个案研究和现象还原，作为我在80年代初期进行小说史和流派研究的启动程序，是与当时的学术处境相适应的。一方面是我初出茅庐，还处在学问的原始积累时期，离开个案和现象而在理论上徒作大言，很容易使自己的学术泡沫化。另一方面，当时知识界处在拨乱反正时期，有许多以知识形态出现的冤、假、错案需要甄别和改正，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路把一个个知识案例梳理清楚，然后进而重建学科的知识形态，乃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可以说，这不是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式的知识考古学，而是现代中国式的“知识考古学”。比如前述的凌叔华，由于她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沾边，有右翼知识分子之嫌，因而五、六十年代的许多重要文学史著作几乎不提她的名字，尽管她是早期京派的相当有特色的小说家。对她创作的精采的评价，还须上溯到30年代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寻找。

      现象还原的宗旨，在于直接面对文学史的事实，消除某些先入为主的庶蔽。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人都知道，这个学科受五、六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极深，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为首当其冲的知识重灾区，文学评价标准愈来愈深地遭受“宁‘左’勿右”的政治裁判的扭曲。作家作品的真实面目和流派发展的本然逻辑，程度不同而又逐渐升温地被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是非颠倒的理论迷雾所遮蔽。当然，当时能够找到的十几种文学史著作都可以在不同的意义上成为我们寻找知识以进行现象还原的起点，但是我用得最多、也用得较为放心的，还是王瑶先生在50年代初期为现代文学学科奠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及唐先生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带领最整齐强大的学术阵容而修订重写成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最后一卷主编增加严家炎先生）。即便这些权威性的著作，也不可能不受当时的思想文化状态的影响，比如《中国新文学史稿》在博取原始材料，形成学科模样的同时，着重关注把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贯穿于思潮和作品的分析之中，对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处理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该书在分析“左联十年”期间的诗歌创作中，专门用一小节介绍“新月派”和“现代派”，达到了学科初创期难能可贵的扎实和丰富的程度。它指出《望舒草》的诗风和主张是“象征主义和新感觉主义的混合物”，第一次在文学史中用了新感觉主义的术语，提出了很有趣味的命题，却没有展开论述，对《新月诗选》（陈梦家编）的评述颇有发现，却由于卞之琳有诗入选，把他与李广田、何其芳合著的《汉园集》也连带论述，而没有把《汉集园》三作者定位为京派新秀。至于评介20年代小说时，把废名（冯文炳）不归于许钦文、王鲁彦、台静农等乡土文学作家之列，而系于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和沉钟社作品所在“青年与爱情”一节，这显然有流派归属上的错位之嫌。这可以看出，1950年代初期写现代文学史的时候，社会政治意识往往超过文学本位的流派意识。

      把废名系于沉钟社之后，可能是受了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影响。鲁迅认为，废名是在《浅草》季刊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它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因《浅草》和《沉钟》的前后衔接关系，鲁迅把废名系于沉钟社作者之后，大概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其实，废名只在《浅草》的最后一期上发表过一篇书信体的文字，他20年代前中期的文章更多的是发表在胡适主编写的《努力周报》，以及周作人、鲁迅、孙伏园等人主持的《语丝》周刊和《晨报副镌》上。其中《努力周报》在1922-1923年，发表过他的两首诗的8篇小说，包括著名的《浣衣母》；《语丝》在1925-1926年，发表过他7篇小说，第一篇就是著名的《竹林的故事》。废名于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英国文学系，周作人对他的住宿、就业多有关照，而且几乎为他出的每部书作序，这种关系是非同一般的。因此他逐渐成为深受周作人影响的京派作家的一员，是有着深刻的人事上和精神上的因缘的。前人对某个作家的价值和位置的判断，可能受到人际关系上的、社会政治倾向上的、或博识而难免对某些具体问题存在知识上疏漏等等的限制，后起的研究者若陈陈相因，而不从原始书刊等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出发，去进行现象还原和文学价值的重新审定，当是一种失职行为，是不可能推动学术取得实质性进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