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 薛毅 薛毅 男 评论家 现居上海 抽象地说，“纯文学”的观念产生于一种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实践。假如我们把人生的问题分成三大块：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被什么所吸引？这三大块在现代化的实践中，会逐渐演化成三大领域：知识、伦理和审美。三大领域各自有自主的空间，彼此分割，和平相处，互不干涉。也就是说，纯文学的纯粹性，在于它只能在审美领域中发挥作用，不能越俎代疱，取代知识和伦理的功能，而知识和伦理，同样不能干涉文学这块独立的领地。前者规范了自身，后者限定了其他领域。形成了纯文学的两个方面：文学的自律和文学的自由。不过在这套现代方案中，理应包含着一个更后设的观念：三大领域各自都以自己的独立方式与生活世界建立联系，只有这样，文学才是有意义的，换言之，文学的实践性，在这套方案中，并没有被否定。但是这个后设的观念，似乎已经被人们所遗忘。 因为我们的“纯文学”观念的产生，并不仅仅起源于上述现代性方案，同样，这个概念也并不是仅仅在上述意义上使用的。它更源于对文学内部的分类。这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情，批评家从“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和所谓通俗文学的挑战中，重新对文学进行定位。人们普遍接受了文学天下一分为三的分类学思想。它被表述为“俗文学”、“时文学”、“纯文学”，或者被表述为“通俗文学”、“社会文学”、“先锋文学”。很明显，这三者说的是同一回事。俗文学受制于大众，以满足大众的趣味为目的，时文学关怀社会和时代，参与社会实践，而纯文学或先锋文学则注重个人与形而上，这才是真正的文学。纯文学只与个人和形而上有关，与大众，与社会，与时代并不相关，与后者相关的，是低层次的文学。这样，纯文学交付了一个代价——允许别的“低层次”的文学的存在，以便使自己占有一个想象中的更高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似乎让纯文学获得了更轻松自如的环境。 15年前，我曾聆听一位批评家的演讲，其中有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我们的文学这架马车承载了太多的东西，现在应该把那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从马车上卸下来。大众、时代、社会这些就是从马车上卸下的东西，15年来，这些语词在文学领域中，真正成了等而下之的东西了，它们都已经被淘汰了，根本不值得一提。用写社会来要求作家，必定是一种极为陈腐的文学观念，建构纯文学观念的批评家当然更羞于提及。因为这种观念是非常容易反驳的，写个人，当然也是在写社会，因为个人都是在社会中的，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只有“现实主义冲击波”才是写社会的样板，但是这似乎正好证明所谓写社会的荒谬，证明它必须从马车上卸掉。 不过，令人沮丧的是，这种文学观念的发展却并不教人乐观。在先锋文学运动中，人们还展望着纯文学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到了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仍然许诺着乐观的前景。但没想到半道上会杀出一路“身体写作”，而这“身体写作”又会被更“先锋”的“下半身写作”所替代。这是非常让人尴尬的事情。我当然明白，不是所有提倡个人化写作的人都认同身体写作，也不是所有提倡身体写作的人都认同下半身写作，前者很可能对后者不屑一顾，但是后者却有理由认定自己比前者更先锋。这里面有着内在的行进逻辑。试想，既然纯文学的观念提供了卸载大众、时代、社会的可能，为什么不允许把个人一分为二，从而单留下个人的身体，而丢掉个人的精神领域？既然如此，去除身体的上半部分，单独留下下半部分，让纯文学马车驾着个人的下半身飞奔，何尝不是一种轻捷的方式？因为个体从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中抽象出来以后，精神早已经没有什么栖居之地了，而当精神不再重要时，上半身也实在是可有可无了。个人只能与欲望相关，是这种观念发展的必然。而行进到这个地步，“纯文学”的观念似乎走入死胡同了。因为它再也保不住它的“纯粹性”，自律而自由的文学被整合到了市场主义模式之中。 就世界文学发展状况而言，如果说，“纯文学”的观念产生于现代性的建构中，那么，“先锋文学”观念的产生是起源于对这种现代性建构的反叛中。换言之，“纯文学”与“先锋文学”应该是两个相反的概念。前者在现代性领域中寻找一种自律而自由的空间，而后者是要突破这样一个自足却自我封闭的界限，重新寻找一种与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文学方式。前者是以专门化为特征的，而后者则是“介入”的。对于先锋文学而言，文学是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并不构成自足的领地，它是在与专门化的精英主义、与意识形态迷雾的搏击中显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先锋文学才能重新建立起政治与个人的相关性，重新考察欲望与幻想之间的联系，才能把种族、阶级、个人与时代各种因素纳入文学思考和表现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先锋性是由鲁迅等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联的作家们所开创的。正如阅读了鲁迅后的杰姆逊所感悟到的那样：“资本主义文化的决定因素之一是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化和现代主义的小说，它们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产生严重的分裂”，“我们一贯具有强烈的文化确信，认为个人生存的经验以某种方式同抽象经济科学和政治动态不相关。”“作为第一世界的文化知识分子，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意识局限在最狭隘的专业或官僚术语之中，……文学作品可以是政治行动，引起的真正的后果，这在我们许多人看来不过是沙皇俄国的文学史或现代中国本身的奇特性而已，但是我们应该也考虑到，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可能正酣睡在鲁迅所说的那间不可摧毁的铁屋子里，快要窒息了。”——这里描写的第一世界的“我们”，却非常类似于中国当代追求“纯文学”的人。但在杰姆逊看来，“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而杰姆逊所说的那些作家，正是“既写诗歌又参加实践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