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1)02-0012-06 一 对90年代以来“散文热”的评价，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大难题，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90年代是“散文繁花盛开、争奇斗妍的年代，是散文题材广博、多元发展的年代，是散文更强调主体意识、更注重美学价值的年代”，“如果放在当代文学史上考察，90年代散文又是继60年代初、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的第三次高潮”[1]，并将“散文热”现象形容为“太阳对着散文微笑”[2]；但也有学者指出，90年代“散文的走红是它世俗化和情调性策略使然”，“散文虽然成为热潮，但却无法掩饰其无可奈何的媚俗弊端，表现出一种公共媒体中的炒作和包装”，因此，“散文仍然仅是这个世纪末文化风景中的一片秋叶”，“我们仍需呼唤重建散文的体裁，重建散文的深度，重建散文的个体经验和母语经验。同时开拓散文全新的文化语境和更有创意的审美境界，……散文的创作不应再是简单的文化消费，不应再是商品吆喝时代的文化弄姿，散文应成为这个时代中揭示人性深度模式的新叙事，新所指”[3]。我认为，世纪末散文创作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既有大量率尔操觚、媚俗自娱的“假性散文热”，却也不乏充满思想力度和文体之美的大手笔。因此，如果披沙拣金，总有可观可赏之作，而且有理由相信这些思想随笔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发展史中将留下不可替代的位置。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大转折、大变动、大重组的时代，“历史转折或思想活跃的时代，总是特别热切地呼唤有思想深度和力度的艺术”[4]，“思想随笔”的兴起也就不足为奇了。被列为“思想随笔新三家”首位的林贤治深有感触地指出：“九十年代兴起一种偏重议论的文体，人称‘思想随笔’，大约是为了突出作为特色而存在的‘思想’罢？而所谓思想，自然离不开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以，比起那些和平、儒雅、温吞的‘学者随笔’来，思想随笔应当是很有点异样的。”[5]这类带有强烈的怀疑、批判和探索精神的思想者的文体，不仅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民间的、独立的批评者思想脉搏的剧烈跳动，感受到“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6]，而“思想的全部力量在于批判”[7]；同时也为21世纪中国散文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精神向度，“只有思想随笔繁荣起来，才有真正的随笔时代”[8]P324。 二 近年来，贺雄飞一直致力于推动“思想随笔”的创作和出版。他自称“虽不是思想者，但却热爱思想和思想者，尊敬思想和思想者，追随思想和思想者，努力思想并成为一个思想者”，他说：“我的角色就是为思想者找知音、找市场，充当思想的媒婆，为缺乏思想、不思想甚至反思想的土壤注入思想，我希望国人都来思想，都来与思想者共舞。思想者也决不应该故作矜持、清高、深刻，应走向民间。”[9]P2他主编的“‘草原部落’黑马文丛”、“‘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等一系列丛书，追求思想多元化和题材多样化，并“把这些高品位的人文关怀和卓异思想推向社会”[9]P3。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包括余杰的《火与冰》与《铁屋中的呐喊》、毛志成的《昔日的灵魂》、摩罗的《耻辱者手记》、孔庆东的《47楼207》、谢泳的《逝去的年代》、朱健国的《不与水合作》等，其中尤以余杰、摩罗、谢泳、朱健国四位的作品更引人注目。他们在思想随笔中或对传统文化进行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批判，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和群体性格进行反思，或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唱起了一支令人伤感的挽歌，或探讨现代化与伪现代化的文化冲突。钱理群认为，这些青年思想者的出现，承续上了鲁迅当年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许久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这在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10]。 “‘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包括《风雨敲书窗》、《边缘思想》、《守望灵魂》、《思想的时代》、《今日思潮》、《天火》等，精选了世纪之交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前沿刊物《博览群书》、《天涯》、《上海文学》、《黄河》、《北京文学》、《书屋》中的佳作名篇。《北京文学》传统的办刊思路在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中受到挑战，和随笔化的思想评论相比，纯文学作品对现实复杂性和沉重性的思考相对滞后。于是，它于1996年第6期开始加大容量，更新栏目，以“拒绝平庸、拒绝僵化、拒绝矫饰、拒绝浮躁”的精神和“展示开放的文学，迎接开放的时代”的姿态，大胆涉足思想文化领域，在复杂纷纭的社会现实中发出了自己独特而深刻的声音。如钱理群的《鲁迅与20世纪中国》、夏中义的《谒吴晗书》和《谒闻一多书》、徐友渔的《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崔卫平的《信仰生活》等，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些人文情怀和理性态度并重的文章闪烁着思想锋芒和理智勇气，具有“话题的前沿性”、“问题的现实性”和“立场的民间性’”[11]等特点。又如《黄河》原为一本纯文学大型刊物，世纪末改版为“大型知识分子读物”，编者希望“让这本杂志代表知识分子的声音，让知识分子有一个说真话的地方”[12]。它开设有思想解放、敏锐大胆、敢说真话的“作家书斋”专栏，通过各种形式的访谈、对话、回忆录以及对真实历史档案的展示来反映时代的“口述实录”专栏，以纪实为基本特色，着眼于解秘后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尘埃落定”专栏等。其中林贤治的长篇思想随笔《“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在文化界备受关注，引起强烈反响。 “‘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收有钱理群的《拒绝遗忘》、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秦晖的《问题与主义》和徐友渔的《自由的言说》等，这几位作者都是当代中国较有影响的学者和思想者。他们关心的问题就像钱理群所说：“我的关注、思考与研究主要是四大块：一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二是对知识分子（首先是对自我）的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三是对本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省与总结，最近几年又涉及鲁迅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与‘现代性’目标的确立等为现实生活所激发的新问题；四是对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寻踪，精神谱系的续接。”[13]这些学者兼思想者倡导“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文精神，弘扬人性、理性、智性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怀疑之精神。正如何光沪所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很多，但‘活生生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实在很少。……真正知识分子的‘知’和‘识’，是不止于专门学问的‘智’慧和睿‘识’，真正intellectuals的intellect，是不止于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这里的关键，是作为社会良知秉公直言。”[14]这一套“知识分子文存”所体现出来的社会良知和理性的力量，显示出“这一代人的思想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