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诗坛是多种话语并置的诗坛，正是不同诗人的独特的诗性话语，汇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主潮。对当代诗歌的潮流可以从多个向度进行描绘，在我看来，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便是当代诗歌显示的平民化倾向。 提到诗歌的平民化倾向，我不由得回想起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写的一篇有名的文章《平民文学》。这篇文章一开头，周作人便说道：“平的民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但这两样名词，也不可十分拘泥，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注：周作人：《平民文学》，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页。）。这话虽是在80年前说的，不过对我们考察当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依然有一定的启发。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当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也主要是从诗歌精神的角度来谈的，关键是看诗人是否能真诚地面对自我、面对艺术、面对现实，能否真诚地传达出一定时代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的意识、情绪、心理…… 当代诗歌所显示的平民化倾向，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巨大变化及特殊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我们不妨把90年代同新时期初期做一对比。新时期初期，即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是个启蒙的时代、浪漫的时代。王蒙发表于1980年的小说《春之声》中的主人公尽管坐在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闷罐子车里，却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这感受是有相当代表性的。粉碎了“四人帮”，压在人们精神上的巨石被掀掉了，大家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那时，即使是揭露“四人帮”罪恶的伤痕文学，也依然能透露出一些明丽的亮色。90年代则是个现实的时代、凡人的时代。历经20年风风雨雨的跋涉，重重难关，举步维艰，使人们对改革开放道路上的盘根错节的阻力有了清醒的认识。特别是，随着卷地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随着以广告为运作基础、以提供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大众文化传媒日益取代了以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化的影响力，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日益边缘化，对诗歌和诗人的美好称呼早就成了遥远的回忆或隔世的妙语。诗人李小雨慨叹道：诗在历史上是“贵重的帛锦”，而今天却沦落成大街上的“一堆废纸片”，“不比一把老芹菜值钱”（《关于我写诗》）。传媒上不断散布着“诗歌怎么了”、“给诗歌看病”、“诗成了最不受欢迎的文学形式”这类让人气馁的舆论。拜金潮的涌动削弱了诗人的自信，物欲的喧嚣使诗的神圣性遭到了动摇，要求当年的启蒙者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诗人们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乃至生存危机。那些想以诗的高贵来装点自己的伪诗人开始从诗坛撤离。随着启蒙与浪漫时代的结束，是激情与理想的淡化，人们的反思深入了。一些在80年代醉心于在语言迷宫与纯诗的象牙之塔中徜佯的青年诗人，进入90年代后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给自己重新定位。 80年代的某些新生代诗人，在诗与现实的关系上曾持有片面认识。在他们看来，社会层面的因素是非诗的，与诗的艺术属性无关，至少不能在美学方面有助于诗，因而他们在诗作中竞相逃避对社会现实的负载。这种情绪最初源于把诗看成是对现实简单反映的逆反心理。固然，让诗超越现实的层面，让水分蒸发到空中成为云霓，不无道理。但把这种认识推到极端，也往往会走到它的反面。诗飘浮在半空，成为与大地、人类、现实生存毫无关系的东西，也就难免遭到读者的冷落。那些尽力回避现实的诗人，自认为是在维护缪斯的尊严，实则是划地为牢，大大地缩小了诗的领地，也进一步加速了诗的边缘化。进入90年代后，许多青年诗人也深刻地认识到这点。孙文波近来曾在一首诗中谈过重读自己旧作的感想：“重读旧诗，我感到其中的矫揉造作。／第一句就太夸张：‘他以自己的／胡须推动了一个时代的风尚。’／一个人的胡须怎么可能推动时代的风尚？／想到当年为了它自己颇为得意，／不禁脸红。那时候我成天钻研着／怎样把句子写的离奇，像什么／‘阿根廷公鸡是黄金’之类的诗句／写得太多啦。其实，阿根廷公鸡／是什么样，我并没有见过；黄金，／更是不属于我这样的穷诗人。写它们，／不过是觉得怪诞，可以吓人一跳。／现在，写了十年诗，我才明白，／谁也不会被我吓一跳，搞糟了的／不过是自己。现在，我终于学会，／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改一首旧诗……》）。孙文波对旧作的反思，不仅仅是他个人对诗的重新发现与认识，同时也代表了90年代青年诗人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即由过去对现实的漠视、回避，转入对现实存在状况的敞开与关怀，由对隐喻、象征意象的迷恋，转入让存在在诗中直接呈现自己。这种对诗与现实关系的反思，自然地渗透在90年代诗人的创作观念中，导致他们回到民间去寻找诗情与诗魂。这里所指的民间，不但是一般指称的社会下层的生活，而且包括在我国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观念、风俗和生活方式等。诗人们以平民化的眼睛透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平常心去体悟琐屑遮蔽下的温馨、揭示平凡覆盖下的生命价值，从中发掘出易被人们忽视的人生况味与文化意义，进而改变了自己的审美趣味，一种不同于80年代的新的感觉、新的情绪、新的格调在诗中呈现出来。 二 当代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生存问题。当代诗人平民化倾向，突出表现为诗人往往喜欢从身边的平凡事物上取材，从而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以及面临生存危机的疑惧与焦虑。李霞的组诗《现代生活》，把现代生活中常见的广告、自由撰稿人、高速公路等写进诗歌，体现了一种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与现代人的焦灼感。谢湘南的组诗《呼吸》、《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则展示了深圳打工族的原生态，从中可以窥见打工生活的紧张、单调与严酷。竹马的《我和我的工厂》，不同于五六十年代流行诗坛的那些轻松地歌颂劳动、欢快地抒发主人翁感的作品，而是透过抒情主人公的自白，展示了90年代工厂面临的凋敝、严峻、艰难的生存现实以及人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的心态：“我的工厂沉重 我也沉重／我沉重得像废弃的厂房和残损的设备”，这里打动人的是，作者不是以诗人的身份俯视现实、游离现实，而他本人就是现实，已成为庞大而衰老的机器的一部分。白连春的《逆光劳作》，则展示了农村中普通劳动者承受的苦难，像他笔下的“抠藕的人”：“一双关节粗大筋骨毕露的手已不是在抠藕，是在／哭泣！是在为世界难过！抠藕的人在最低的地方／俯瞰这个现实社会，就是白和美越来越少了。”面对漫长的时间之流，面对无尽无休的苦难，诗人与“抠藕的人”合成了一体。那“关节粗大筋骨毕露的手”的意象仿佛一个特写镜头，凝缩了一切苦难；那发自内心的哭泣，是对人的精神家园失落的悲哀。在表现普通知识分子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状态上，陈超的《本学期的述职书》与周所同的《住房申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对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报告文本的戏仿，但又各有侧重。陈超的《本学期的述职书》，透过一个高校教师写期末述职书的苦恼，在调侃与自嘲中展示了人文知识分子在当前时代的窘困的精神处境。周所同的《住房申请》则倾诉了普通人在极度窄狭的居住空间中的苦衷，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怨而不怒的陈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