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1)01-0010-04 自我认同是文学本来就有的一个属性。所谓自我认同，是指将自己的价值选择，精神追求与某种更为有地位，有影响，可以包容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体系及文化相联系，并在这其中获得确认，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自我认同是个体摆脱孤独寻求寄托的恒常现象，是人类自有文化以来心理生活的重要内容。文学是人类寻求对现实的超越，追求精神寄托的活动。这种高级的精神活动以一定的价值为旨归，以一定的文化为背景，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得到认同。文学活动与自我认同在诸多方面相重合。 关于90年代文学的思考中自我认同的问题骤然间突出了，是因为90年代文学是现代性在全球迅速发展和展开的语境下发生的，全球化与自我认同是世界现代性运动的两极。用吉登斯的话说，就是“事实上，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extensionality)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1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因为有全球化，所以必须正视引入自我认同的概念及思考空间。 9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场执着地寻找认同的艰苦之旅。各样的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无论是怎样的追求，都在这个艰苦之旅中，可是却陷落在历史的无可确认中和身份的变换中。这是90年代文学的一种宿命。 1.传统文化资源在自我认同中的尴尬 传统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民族的地域的自我认同最捷便合理而且自然的认同源泉和精神皈依，本身就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在全球化对地域性的民族性的文化－精神的抽空过程中，投入传统必然成为一些作家的文化选择和自我认同。客观地说，传统与现实的碰撞，传统的无力感会生发出夕阳般的凄美，是适宜于文学意味的。这样的作家在当下虽然不是很多，但很执着。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写短篇小说的聂鑫森，聂鑫森的小说叙事是个不断地回归历史的书写，历史在他的视野中是处于虚构的理想化的历史，此在的一切都置于虚构的历史中，于是现实和历史形成对比反衬的机制。现实是虚假的、丑恶的，而历史是令人熨贴的给人以安慰的。历史在他的小说文本中成为一个可以容纳一切美好回忆、想象的空间，于是，确曾在历史中存在过的诸般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他的本文得到了细腻的乃至于琐碎的展示，是缱绻的慰籍的。比如他的《闲人图》《天街》《蓬筚居印人》《沈家灯》等小说，尽写画画的、保镖的、做花灯的、金石制印的、做风筝的等，他让自己沉浸在那久远的文化氛围里，体味开掘凝聚在那些陈年老酒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人们身上的情操、节守和人生准则等一切可称之为人文主义的东西。聂鑫森写的很从容精致细腻。能感到他获得自我认同的努力和获得。他生活在现代，却不认同现代，历史在他的心性世界里断裂为过去和现在，他作为个体的人是现世中的，而精神和感情是生存于历史中的。他的孤独情绪弥漫于所在文本中。孤独是一种恒常性心态。吉登斯说过：“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9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生存的孤立”并不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而是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须的道德源泉的分离。海德格尔认为控制着苦恼的现代人的是根本性的无家可归感，他认为：“当代人的无家可归感来自于他同存在的历史本质的脱离。”（注：转引自肖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全球化与自我认同》，《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依据吉登斯的看法，这样对于传统的历史化叙事，确实是以自我此在的现实体验和领悟为基础的，这还可从他对现实的书写为旁证。90年代以来，聂鑫森仍然眷恋和执着于古典的历史的书写的同时，也虚构和谐的现实，也涉及一些成长性的主题，但无论怎样努力，艺术上总让人感到勉为其难，感到“隔”。聂鑫森还屡屡写到死亡，人物以死亡作结是聂鑫森的情结。这实质上正是他在自我认同中的困惑和尴尬。人物之死无疑是保留美摈弃错误的最好形式，在现实生活的泥淖中挣扎的人们，灵魂是痛苦的，现实的出路何在，聂鑫森开不出很好的处方，只好让人物走向死亡。对于历史和传统中的人物，死亡更是聂鑫森最常用的方式，这是一种隐喻：传统无法不经建构地成为当代焦虑心灵的自我认同的所在。或者说，这样的自我认同是无力的。这样的无力感在艺术上的效应就是雷同，在深情和真诚中，常有水中楼阁或海市蜃楼的感觉，时刻提醒着读者，这是作家本人对历史和传统的美化和夸张，针对现实的目的显露了出来，艺术的魅力也就随之降低了，这样的尴尬折射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传统和作家。 首先说传统。毋庸置疑，这种怀恋传统，在表现对现实批判和失意情怀的同时，也是诗意化了的怀旧情调，确实是一个有着潜在价值的美学和想象的空间。传统给了聂鑫森想象的能力和资源，给了他怀旧的所在。但是在肯定聂鑫森这样的作家所获得的艺术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能挑剔地发现传统在他的文本中，是个静止的凝固了的存在物，它已经不具备和现实交流对话、适应现实的能力，人物的屡屡走向死亡的意象就是证明。新历史主义的倡导者格林布拉特(Greenblatt)进行文艺复兴研究时，深深地烙上他自己现在所体验和意识到的人性印记，排除对象式的“单向”研究，而进入过去（16世纪）和现在（20世纪）的双向辩证对话之中。也就是让“过去”对“现在”言说些什么，对现实形成情感的干预和思想的干预等。传统一直流传到今，从我们身上流过，艾略特曾经这样说。确定对传统的理解也就是确定进入传统的姿态。被动地去认同它抑或与其对话，将其看成动态的存在。聂鑫森笔下的那些治金石印的、做花灯的、扎风筝的人们的人格、心性和感情是怎样在历史的时光中流变的，又是怎样渗透在如今的人们的血液里行为中？不是有更开阔的描写和想象空间吗？ 传统的力量还在与全球化的对话中。新历史主义的一个关键性概念是“作用力场”：文学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彩部分的文化力量，一种重新塑造每个自我以致整个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而历史是文学参与其间，并使文学与政治，个人与群体，社会权威与它异权力相激荡的“作用力场”。全球化的过程是当下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无疑是传统的力量被抽空、传统在以自己的独特性与全球化形成对抗的过程，如果我们不采取闭关自守的态度，不取文化本质主义，那么，传统在与全球化对话中当形成一个“作用力场”。这是我们依据逻辑的推理所得的看法，体现在创作中还会遇到作家自身的问题。 如聂鑫森这样的中国作家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是他们在两个层面上所处位置的矛盾。在全球化中，他们本能地站在民族性的地域性的一面，抗拒全球化对自己民族的地域性的精神－文化的抽空，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时民族性的地域性的内涵是寓于国家的框架之内的，这是在全球化的这个层面上的姿态或立足点，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作家与政府和国家是一致的。可在中国当代问题思考中，中国作家一般采取民间视角。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处于边缘地带，经济活动的主流状态已经取消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价值，他们毋庸置疑地无论怎样挣扎都不可避免地退于边缘，所以采用民间立场、对政府和市场保持批判和审视的态度成为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姿态和立足点，对于作家来说，这样的姿态更能激发创作的激情和想象，所以，中国作家实际上还存在着两个层次上的立足点矛盾和相悖的问题。聂鑫森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中的人格、人性的描写，与现实的虚伪、堕落有明显的对照映衬的意味，是否可以说，他在思考中国现实问题时，更多的是边缘性的民间立场。他自己说过：“自我写小说以来，我的题材很多是‘忆旧’，……是对一种古典的生活的复位和依恋。”“我发现‘我’是生活在一种‘过去’年代的人，是一个古典的理想主义者。”（注：聂鑫森：《对写作生涯的审视》，《湖南文学》1998年第6期。）至于他笔下所描写的一切是以怎样的面貌与全球化对话，他尚没有这样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