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海移民的形成 富萍移民上海的故事是这部长篇的中心内容，故事的背景则是五六十年代（“文革”前）上海的市民社会生活。但在移民的问题上，小说实际上写到了三代（或三种）移民的过程（故事），其中的特点是各不相同的。一是以奶奶为代表的帮佣型移民。她们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移居上海，并且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大部分人已经融入了上海的市民生活。但是，帮佣的性质决定了她们仍然是上海市民中无根的一代（一群），所以奶奶常常想到的是叶落归根，虽然她（们）或许也会终老上海。事实上许多人也确是如此。二是以舅舅、舅妈们为代表的从水上到岸上的一代（一类）移民。从水上到岸上的移民故事是有象征意义的。“上岸”是他们的理想，并且，他们将在岸上扎根，这就不同于奶奶们的移民生活模式和生活心态了。三是富萍这一代移民。富萍的移民前景还比较模糊，未能确定，小说中更多的是表现她的“前移民史”，但是，她的移民决心却无疑是最坚定而明确的。她目睹或经历了从外地到上海、从水上到岸上的奶奶、舅舅舅妈们的移民过程，然后决定自己独立生活。小说结尾“发大水”的情节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类经历过洪水时期的死而复生，富萍也将在大水中真正开始自己的崭新的移民生活。小说终了处对她怀孕的暗示，恐怕也有表现这一代移民（富萍）的顽强生命力的意思。她生命的延续已经和上海联系在一起。 2 移民生活的边缘性及其生存意志 同上述有关的是，移民的生活（特别是在初期）大多具有城市边缘性的特点。《富萍》中的几代（几类）移民，她们的日常谋生手段无非是帮佣、收拾破烂、运送垃圾、糊纸盒子、摆小摊等等。她们处在城市生活的边缘状态中，同时当然也是底层的状态。但是，正是在这种状态中，最能体现移民（群体）的顽强生存意志和独立生活选择。移民（群体）的性格力量特别是其坚韧性，展示出了一种社会（市民）生活中的文化意义，即在顺应和变通中融入城市的主体或主流生活，同时开创自己的独立生活。相比之下，她们其实倒是城市生活和市民社会中最为脚踏实地并起支撑作用的社会群体。她们将改变甚至开创上海的市民生活传统。后来的所谓上海人，其实便是她们在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上的双重后裔。移民的历史也就是上海的边缘生活逐渐部分地成为上海的市民主流生活的过程——这里特别是指上海的市民生活文化及精神。 以上涉及的可说是小说的内容部分，这不是本文的主体，并且，我们关注的主要不是内容（对此，我不想多谈），而是这部小说的形式，即它的叙事特点。 3 叙事风格的总体印象 小说描写的是最为底层而且是社会边缘状态的世俗日常生活及其中的人物，但作者正是由此表现她的世俗关怀的亲切感，因此在写实的叙事笔调中无处不在地流露出温情的人性诗意。作者极度重视语言的内在肌理，叙事节奏自由、润滑而抒情，文学语言的超越性在它所叙述的故事的对比下，显得愈见分明。作者又是从容不迫的，她近乎完全而有效地控制了全部的叙事过程。在这过程中，故事随语言而展开——这句话的意思是，叙述语言构成了故事的驱动力，语言的表现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逻辑，而不是故事凸现在语言之上或使人主要关注故事内容而漠视叙述故事的语言。在这种意义上，我把这部小说理解为是“故事的叙述”而非“叙述故事”。这也就能理解这部小说为什么能够把琐碎的世俗日常生活表现得如此富有诗意。——从日常生活中见出诗意是另一种眼光、另一种层面的问题，或者说这是每个人的主观认知及价值判断问题，我从这部小说中所见出的诗意则主要从其叙述语言的文学性格中而来。我感受到的是它的语言素质或内涵，在这种叙述语言的包容中，琐碎的一切都会闪光，都能使人接受。我们并不是在接受这种琐碎，我们接受的是“对于琐碎的这种叙述语言和叙述方式”。所以，写实便在文学语言的美感本性中获得了诗性的抒情，文学语言的本体自由也因此得到了表现。否则，琐碎的写实将流于枯涩、僵硬和零乱，故事的生动和生命也将被靡损以至耗竭。 4 故事的三种写法 按照我的文学经验（而非小说理论），故事（小说）的写法可以主要分为这样三种：一是戏剧化的写法。这种写法强调的是故事要向着高潮发展，而且，一定会有冲突性的高潮；同时，故事本身是完整的，高潮过后故事也就结束了。二是散文化的写法。这种写法试图打散或拆散故事的表面完整性，使故事的结构显得更为开放，并且往往会有许多与主要情节“不相干”的插入部分，看起来好像中心不太集中或突出。三是所谓生活化的写法。这种写法通俗地说（也是极端地说）有点像是报流水账，平面地叙述故事的流程，并且尽可能地不介入任何主观性的因素，就像生活自行展开的那样；或如罗兰·巴特所说的“绝对的零度写作”，把所有主观自觉的成分从故事（叙述）中撤走，完全服从语言本性的叙事方法（或策略）。想要绝对地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甚至不可能，但这种叙事企图（写法）还是能够基本成立的。 这三种写法在实际的故事（小说）中当然并不一定会完全分离。例如，在我看来，《富萍》的写法显然主要是散文化的，但其中也有相当的戏剧性情节，富萍的两次出走便是。只是这类戏剧性情节的重要性，仍然不能影响这部小说整体的散文化特征和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