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1)01-0021-05 端木蕻良与萧红二人最终能走到一起，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出身经历、人格气质和审美修养有不少相通之处。他们结合的时候，两人都已经是成熟的作家。所以在创作上，彼此的吸附力很大。相互影响，使双方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萧红的创作，从对方那里受益之处似乎更多一些。虽然有人对这种影响不以为然，但是他们都注意到了萧红创作上的变化。梅林说：“她到了香港将近两年的样子，写了两个长篇小说：一为《呼兰河传》，一为《马伯乐》，但都不如她前期底作品富有生活实感和生活色泽；同时也仿佛失去了她自己原有的那种牧歌似的风格，但不足为异，她自从和萧军离开后，除了保存几分坦直的性格而外，无论在哪方面都可以看出她底‘可塑性’，容易受接近她底人的影响，甚至作品的风格。”[1](P175)他认为萧红与端木结婚后，作品变得枯燥无味了，失去了原有的光泽。这种看法显然存有偏见。这种影响的结果是好是坏，现在已经用不着我们在这里多说了。对此，还是端木的说法客观些，他说：“当然也可以看出萧红的文风是有些转变，至于好坏，姑且不去谈，这点我还很佩服她的眼光，因为萧红确实有所转变。这改变是表面上的；萧红的气质、文笔、风格是一贯的，从她的短文章到长的文章都是一贯的。”[1](P176)端木不愿居功，没有具体谈到他给了萧红哪些影响。萧红的早逝，更使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难以了解。我们只能从他们的作品中去捕捉某些信息，以了解这两位作家的结合，究竟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变化。 一 萧红后期创作最显著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情感方面。总的来看，似乎比过去更加深沉。对于萧红来说，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以后，情感更加成熟，也更加执着了。这是自然的。在所有的感情当中，爱情的表现最能反映人的内心世界。在萧红的心目中，爱情是十分圣洁的。她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爱情故事，但在她以往的创作中，很少表现爱情这个主题。在香港的病床上，她写下了爱情小说《小城三月》。这篇小说实际上是萧红对自己情感的寄托，她把自己后来体验过的所有爱的感情都倾注在翠姨这个人物身上了，所以她才爱得那么深，那么执着。从心理的角度看，写作这样的小说是需要一种爱的氛围的。萧红是一个性情中人，不太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从她过去的创作表现看，如果她处于一种爱的绝望之中，就只能表现《苦杯》中那样愁苦的情绪和绝望的哀鸣，而难以确立爱情的信念和理想。《小城三月》虽然也表现了青春的短暂和爱情的夭折，但是这不足以与青春与爱情的美好相比。小说留给我们的是女作家对青春和爱情的热情呼唤。对此，我们应当感谢端木，是他真挚的爱温暖了萧红，抚平了她心灵的创伤，使她的心充满了春天般的温馨。一些研究者已经看到，这篇小说一反过去仇视父亲、继母、伯父的情绪，而“罩上了一层相当富有人情味的光彩”[2]。可见当时萧红与端木的两人世界是温暖的。小说发表的时候，还配有两幅插图。插图作者一幅署名金咏霓，一幅署名京平，都是端木蕻良所作。如果把这篇小说看做两人爱情的结晶，大概不为过吧？ 同时，《后花园》这篇小说也有爱情的表现。过去，研究者对小说的景物描写比较关注，对其中的故事不大注意，其实这篇小说的爱情故事与《小城三月》有某种一致性。它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佳人才子模式不同，小说表现的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磨倌的情感经历。磨倌的身份是低贱的，但他的情感并不低贱。他爱上了邻家赵太太的女儿，他把那女孩看得像神一样，小说这样写道： 世界上竟然有这样谦卑的人，他爱了她，他又怕自己身份大低，怕毁坏了她。他偷着对她寄托一种心思，好像他在信仰一种宗教一样。邻家女儿根本不晓得有这么一回事[3]。 冯二成子的爱情心理和情感性格与翠姨一样，他们都把爱压在心底，表现了中国人情感的压抑。现在我们感到不解的是，萧红为什么反复表现这些？是她压抑了自己的情感了吗？显然不是。萧红对于情感的追求是大胆的，自觉的，执着的。她多次为了爱，离家出走，不顾世俗的反对，公开与爱人同居。与端木结合，也是萧红的主动行为。正是这种种叛逆的行动，才使她不能见容于家庭和社会。也许正因为她自己对爱情的自觉追求不被人理解，才使她不断检讨中国人爱情的悲剧，以作为人们对爱情和人生的警醒。在她看来，只有大胆追求，才能获得爱情和人生幸福。这是她对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的肯定。其实，这也并非是笔者随意猜测。《后花园》写于1940年4月。1940年6月24日，她在写给华岗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她说：“很欢迎大家多把放在心里的理论和情感发挥出来。我想这也是对的，我们中国人，是真正的纯粹的东方情感，不大好的，‘有话放在心里何必说呢’，‘有痛苦，不要哭’，‘有快乐不要笑’。比方两个朋友五六年不见了，本来一见之下，很难过，又很高兴，是应该立刻就站起来，互相热烈地握手。但是我们中国人是不然的，故意压制着，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装着莫测高深的样子，好像他这朋友不但不表现五年不见，看来根本就像没有离开过一样。”[4]萧红从自己的情感经历中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对人的情感的压抑和束缚，是人生和爱情悲剧产生的根源。她的创作就是对这种观念的反思和批判。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她与端木达成了某种默契。端木的性格和创作真挚而热情。他属于情感型的作家。在表现方式上，他比萧红更加外露。他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等，可以说激情似火，情感灼人。这种情感化的叙事不能不对萧红产生影响。情感的强化，使萧红创作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了，对自然和人生的情感更加热烈和热情。她写后花园的喧闹，写春天的热烈与热情，几乎都可以触摸得到。从萧红的后期创作中可以看到，蕴藏在她心中的青春的热情，爱情的热情，创作的热情，想像的热情，都得到了充分而自由的发挥。谈到萧红的后期创作，人们只注意到寂寞的一面，没有看到热情的一面，实际上她经常是把这两方面对照来写。如果我们看不到萧红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就不能说是真正理解了萧红。从她对于鲁迅日常生活的风趣描摹中，从她对于弟弟的热情鼓励中，从她对于爱情的美好想像和执着追求中，从她对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中，从她对于未来创作的庞大计划中，都可以看到热情的火焰。对于萧红的创作来说，没有热情是不可想像的。是热情激活了她的生命和才能，使她登上了艺术的高峰。这一切，与端木的爱有关；或者说，与萧红对端木的爱有关，与端木的理想与激情对萧红的影响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