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1)01-0014-07 郭沫若文学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门学问则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而确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这50年间，也应合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节拍而发展，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体部分一样，迄今已取得了堪称辉煌的学术成就。当然，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及其所提供的研究条件的特有制约性以及所要求的研究方法的特殊规定性等，郭沫若研究在这50年的发展历程中显示着自身的特点，展示着自身的逻辑节奏，体现着自身的前景。 一 郭沫若文学研究在近50年中，演化了一个逐步摆脱政治化规约以建构学术品格的历史。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家中，郭沫若无疑是政治色彩最浓厚的一个。写罢了《女神》、《星空》，转换了自己的方向之后，他基本上成了一个政治人物，虽然大革命以后隐身日本的10年时间他几乎就成了一个纯粹的作家和学者，可他的流亡者身份无疑又强化了他这一时期的政治色彩；虽然他到了40年代乃至新中国以后仍然活跃于中国文坛，但他的政治影响常常超越于文学影响。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使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并得以享受对于整个世纪的其他每一个中国作家来说都难以企及的优厚待遇。这不仅是指他长期身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高位，而且也包括他即使在“文革”时期的风雨飘摇中依然受到某种保护，尚能较为从容地研究文物、甲骨文和李白与杜甫；而涂抹不去的政治色彩又使他蒙受了莫大的羞辱，以至在不少时候和不少场合成为人们忌讳谈论的对象甚至是恣意毁谩的对象。近50年来的郭沫若研究，虽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较多地纠结于政治的论评，可体现着对于郭沫若作社会评价和学术评判的努力，一直是各个时代有关郭沫若最富于理性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沫若研究在理性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这一特定的方面，担负着较之其他现代作家的研究（比方说，鲁迅研究）更为繁难的重责。 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沫若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文教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在政界和社会各界都显得声誉日隆。令人欣慰的是，此时的郭沫若研究并没有随着其政治地位的提高而急剧升温，相反，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本来40年代便已十分热闹的郭沫若研究此时处于较为冷静的状态，报刊上除了有关郭沫若活动的报道和生平介绍外，学术论评性的文章迟至1953年才出现。这当然与当时的学术气候有关，但也多少显露出郭沫若研究的某种矜持。1953年刊载于《文艺报》第23号上的臧克家的《反抗的、自由的、创造的〈女神〉》一文，应该被视为新中国建立以来郭沫若研究的第一篇学术性论文，该文固然有些论点打上了那个时代必有的政治化烙印，但更重要的乃是传导出了新时代郭沫若研究努力追求学术性的可贵信息。首先，这篇论文的选题落在诗集《女神》上。《女神》固然是郭沫若最有影响贡献最大的作品，却公认不是最政治化最革命的作品；如果新时代郭沫若研究的起点设定在政治化倾向上，则臧克家的这篇论文或许会选择《前茅》、《恢复》之类的革命诗歌作为论述对象。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正是1953年的3月，郭沫若满腔热忱歌颂共产党歌颂新中国的诗集《新华颂》已隆重推出，郭沫若研究却偏偏没有从政治上最牢靠的这部诗集切入，可见政治性的考虑从新时代郭沫若研究之初并没有能克服学术性的讲求。其次，臧克家在这篇论文中并没有任意强化《女神》的政治功能或拔高它的思想意义，虽然他没能顾及初版本与郭沫若修订后的本子在政治用语上的显著差异。作者仍然站在肯定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分析《女神》，准确地总结出其中蕴含的“反抗”、“自由”和“创造”的思想内容，对诸如“自由精神”之类的民主主义命题给予了由衷的赞赏。他论定“叛逆的反抗精神”是《女神》基本的主题，而反抗、叛逆和自由、创造的中心乃是“我”，因而其中“每篇诗都是作者的自我表现”；“这个‘自我’既不是封建主义的个人威权，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而是“五四”时代个性解放要求的产物。作者对这种“个性解放”作出了完全肯定的，也是相当科学的理解和评价：“‘五四’时代的启蒙大师们，多半是踏着‘个性解放’的阶梯走上集体主义的大道的。”如此大胆地肯定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的“自由”、“个性”，在无产阶级政治意识非常强烈的时代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这不能不视为研究者学术上的相对严谨态度和相对科学精神的体现。 50年代的郭沫若研究从1957年至1959年掀起了一个不大的高潮。尽管经历了包括反右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研究者们也没有完全牺牲学术去追寻郭沫若研究的政治可靠性。一般来说，带有相当政治色彩的学术性探讨在郭沫若研究领域占据了上风，非学术性的政治阿谀与粉饰极为少见。张光年发表于《诗刊》1957年1月号上的《论郭沫若早期的诗》，除了肯定郭沫若的《女神》等早期诗作的思想、艺术价值而外，还从美学的角度对他后来的诗歌作了严厉的解剖和批判。针对郭沫若1936年检讨自己时所作的表态：“我要充分地写出些为高雅之士所不喜欢的粗暴的口号和标语”，“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诗人’”，[1]张光年严肃地批评道：“这真是一种过激之论。”他指出，“既然诗人已经自愿地降低了对自己诗歌的美学要求，既然不再考究把自己的光芒四射的热力凝集在艺术形象的结晶体中，那么这个时期的新诗就自然不能像我们谈到的前期诗歌那样在人们心胸里保持永久的激动的力量。”他慨叹郭沫若因此而《女神》风光不再。这样的论断不仅没有从政治出发，而且显露出以美学价值制衡政治评判的学术指向。 这时期影响最大的郭沫若研究成果当数楼栖的《论郭沫若的诗》，其中一部分发表于1957年的《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前身）等刊物，1959年又作为新中国郭沫若研究史上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出版，并且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屡被再版。这部著作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也是它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从学理的角度论析了郭沫若诗歌中的泛神论思想。作者一方面较为辩证地揭示出郭沫若“把个性解放和泛神论熔为一炉，作为‘自我表现’的一种动力”，另一方面又不无夸大地判断泛神论在郭沫若早期诗作中的普遍性，说是“诗人早期诗篇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倾向于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以及对一切封建束缚、传统因袭的反抗，都和泛神论有相当深厚的血缘。”这样的提法引起了学者们的密集关注，以至谷辅林不久便发表了与之商榷的文章[2]。艾扬的《试论郭沫若前期思想的发展》[3]一文，也就郭沫若前期思想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与楼栖不同的看法。 楼栖的专著将“泛神论”对郭沫若的影响及其在《女神》、《星空》等作品中的精神体现当作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虽然存在着某些观点上的偏颇，可它又确实为郭沫若研究界开辟了一个学术领域，并且为将郭沫若研究引向深入提供了可能。事实上，艾扬的文章，以及后来宋耀宗的《对郭沫若前期思想发展的一些理解》[4]等，其研究兴趣都趋向于对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复杂性解析。与臧克家、张光年的上述研究相呼应，楼栖的探讨使得50年代的郭沫若研究将重心尽可能地移到了学术解剖和学术评判上，因而将注意力也集中到了郭沫若前期的思想和创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