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意识形态边缘化”的外在条件，为鲁迅研究带来了更广阔的外在空间，在宽松、多元化的学术空间中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开阔，分析更为全面、深入，这正是真正的鲁迅研究时代的开始。本文试图对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阿Q正传》研究的现状作一粗略描述，以促进《阿Q正传》研究的深入发展。 阿Q精神与传统文化 九十年代的论者已不再为阿Q是“国民性”典型，还是农民阶层的代表而喋喋不休。阿Q的贫雇农身份并不影响他所体现的精神胜利法的文化心理普适性，摆脱了单一政治话语的阿Q研究无须确证阿Q的农民身份和革命要求，他们所正视的是阿Q这一农民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及其思想核心——精神胜利法的文化根源之所在，即这位农民兄弟何以能“暴露国民的弱点”（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表现“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注：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论者从鲁迅的反封建思想和八十年代“文化热”中找到了突破口，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正如露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所言：“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注：露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第5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 阿Q精神与儒家文化。高杰的《阿Q精神的哲学根系探源》（载《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9期）一文认为“鲁迅要写的是中华民族在封建传统意识奴役下，浸满血泪的灵魂史，阿Q精神就是这部灵魂史的集中反映，它的核心内容是以儒教等级观念为行为准则的道德观。”该文从本体论、人生观、认识论、历史观等四个方面探讨了阿Q精神与儒家哲学的渊源关系和内在联系。从本体论上说，儒家信仰道德决定论，阿Q“我欲胜，斯胜致矣”与“我欲仁，斯仁至矣”一脉相承。对于道德决定不了的事情，儒家称为“天命”，阿Q临死前认为大概“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即是对天命的默认。在人生观上，阿Q临死时无师自通地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是儒家“杀身成仁”的精神体现。从认识论上说，阿Q对男女关系的理解，对革命的理解体现的是儒家“概推周察”（直观类比）的思维方法。阿Q的历史观是儒家历史循环论的直接体现。在《阿Q精神与儒家文化二题》（载《延安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一文中，高杰从儒家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与阿Q精神的联系出发作了进一步探讨。“孔子把‘仁’、‘礼’，孟子把‘诚’，宋明理学家把‘理’本身作为目的去追求，阿Q追求‘第一’，并把动机本身作为目的，这无疑是儒家价值观的刻板写照。”阿Q的“条凳”与“长凳”之辩，阿Q被王胡打了之后认为“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均是儒家正名思想的体现。阿Q偷萝卜的狡辩中偷换概念的思维方式是“无师自通地接受了孟子混淆类的概念的辩术。”“阿Q争‘第一’，的问题，也是用这种偷换概念的思维形式。”高杰借用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来说明阿Q精神与儒家文化联系的必然性。“作为人类心理历史的原始意象，即人类表象的潜能，可以‘通过脑组织一代传给下一代。’”藉此高杰认为阿Q精神胜利法“是中国‘国民’在长期的封建专制奴役下，在儒家礼教传统的熏陶下，积淀成的一种文化——心理模式。” 阿Q精神与道家文化。刘玉凯的《阿Q正传：哲学的诗化》（载《河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认为“中国传统文明中最推崇‘绝圣弃智’‘知足常乐’。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欲望多了就苦，清心寡欲就会免除一切痛苦。根本不需要向外界去追求、索取。”阿Q精神胜利法即是这种自我化解矛盾，消灭冲突的调和中庸哲学。持此观点的还有程致中的《略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成因》（载《安庆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白盾、海燕的《阿Q真谛》（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认为阿Q精神有着深层的中国传统乐感文化的意蕴，《阿Q正传》是孔庄著作的翻版。“‘家天下’专制主义是培植、塑造阿Q性格和阿Q精神的根本原因和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非儒即道”，阿Q精神是儒道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在特定文化时空中的特定产物，阿Q精神与儒道文化的关系探讨加深了对阿Q精神的文化渊源认识。 精神胜利法的成困及其普遍性 阿Q精神胜利法的成因，以往论者有多种论述：1.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说明精神胜利法是近代中国社会统治阶级日益走向没落的反映，进而影响到阿Q这样的农民。2.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说明农民阶级本身的弱点及中国小农经济生产是产生精神胜利法的温床。3.从阿Q本身出发，结合农民反抗地主斗争的失败，说明现实失败带来的重压和痛苦产生了精神胜利法。4.引用恩格斯谈一部分人皈依宗教的原因时的话：“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会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几乎用不着说明，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阿Q在现实中物质追求不能得到实现，只有从内心的幻想中求得满足，精神胜利法是阿Q抚慰灵魂的唯一出路。以上观点中，1.2.3.点与阶级分析关系较密切，第4.点偏重从阿Q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意义上分析。这与研究者对阿Q典型性的认识是相关的，九十年代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阿Q精神胜利法反映的是跨时代、跨国界的人类普遍性弱点。张梦阳的《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见《空前的民族英雄——纪念鲁迅110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第457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在艾芜等人的“综合说”，冯雪峰的“寄植说”，何其芳的“共名说”的基础上提出：阿Q与哈姆莱特、堂吉诃德、奥勃洛摩张梦阳夫、浮士德等世界文学中的著名人物，都属于精神典型。张梦阳在《阿Q新论》（《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一书中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从世界文学范畴考察，阿Q等精神典型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精神与物质之间‘隔膜’或‘间隔’关系所造成的人类弱点。”“阿Q最成功地表现了人类易于逃避现实、退入内心、寻求精神胜利的普遍弱点。”他引述了钱钟书在《管椎篇》中所谈到的中国典籍中论述的类似“阿Q精神”的言论以及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在《社会心理学》中对人类弱点的分析与“阿Q精神”的相合之处，并运用印度心理学家S·K曼格尔关于人的心理机制理论，说明阿Q精神胜利法是人类心理本身的根本性弱点。刘泰隆的《略评五十年来阿Q典型论的发展：从桂林文化城时期的研究谈起》（载《社会科学家》1995年第3期）在张梦阳的基础上认为“阿Q既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愚弱雇农的活生生的人物典型，又是具有世界性的精神胜利法的典型。”就目前来看，张梦阳显然是阿Q典型研究的集大成者，许多论者都受其影响。如卜召林《阿Q典型新论》（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5期）一文认为“阿Q是精神胜利者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