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2×(2001)01-0065-05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欧美国家的一种西方文艺批评思潮，它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深入到文学领域里的产物。它要求以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批判，努力发掘不同于男性的文学传统，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强调追求女性的价值、尊严与独立；它发现了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的存在；它声讨了男权主义传统对女性创作的压抑，第一次对几千年来以男权制为中心的文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颠覆。女权主义批评在80年代传入我国，形成一股不小的势头。它把注意的焦点放在女作家的作品上。其实，分析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正如中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戴锦华所说：“真正的女权主义文学和艺术批评，重要的在于提供一种女性视点，用女性视点去解构文学中的男权主义文化中心的存在和整个男权社会的权力机构。在这个观点引发下，所有的作品都是我们批评的对象，特别是男性作家的作品更是我们批评的对象，甚至包括一些通俗作品都是我们批评的对象……实际上，女权主义批评可以对一切作品进行分析。”[1]下面笔者试以女权主义批评方法来解读张恨水的《啼笑因缘》。 《啼笑因缘》中的沈凤喜出身于一个社会底层的大鼓世人家庭，在当时的社会里，她是一个赤贫无产者。她的独特之处是偏偏生有令男人神魂颠倒、渴望据为己有的女人的“花容月貌”，而这正铸就了她命运的急剧起伏的变化。在沈凤喜人生的前后两个阶段，她分别扮演了“天使”与“疯妇”两个不同的角色，而这正是樊家树、刘德柱两人作为两性性别对峙中的男性完成了对作为第二性——女性角色的认同与转换。 撇开樊家树、刘德柱这两个人物的政治、文化、道德内涵不谈，我们先着眼于他们与女性对立的男性共同点上。两者对沈凤喜“天使”形象的认同与界定都建立在沈凤喜“色”的基础上。樊家树在初次相识沈凤喜时，一下子就被沈的少女青春魅力所迷住：“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面孔略尖，却是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清秀……虽然十分寒素，自是有一种清媚态度，可以引动看的人。”樊家树在当时的社会里算得上是高高在上的，樊沈之间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悬殊极大，然而是什么使沈凤喜轻而易举地俘虏了樊家树的心、并且使樊家树摒弃一切世俗利害关系而死心塌地爱上她呢？答案正如上面所说，沈凤喜的“色”是维持两人爱情的唯一纽带。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双方爱好、兴趣、文化层次、精神情感等和谐一致的基础之上的。保加利亚伦理学家基里尔·瓦西列夫把产生的爱情“吸引力”因素分为五个层次，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五：社会特征（阶层、阶级等属性）；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思想和世界观的信仰；道德准则和价值体系；审美价值体系；智力水平、文化程度；天分、教养、日常社会交往的举止、服饰、外表”[2]。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文化精神层次的门当户对原则更具备相当的合理性。用此观点来分析樊沈的爱情实质，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份爱情致命的缺陷：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没有相互的理解作为基础，而缺乏精神文化共振的爱情必定是飘浮无根的空中楼阁。（沈凤喜后来与刘德柱结合，也有一方面是沈的原因。）樊家树到北京来投考，而后在一高等学府接受了许多的新思想新观念。而沈凤喜经济地位低下，没有进过学堂，只“稍微认识几个字”，文化层次差异使她无法和樊家树在内在精神层次上取得沟通，这种无形的裂痕注定在以后的爱情发展过程中产生负面影响。樊沈产生爱情的出发点是绝不相同的，车晓勤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动机理论）分析樊沈之间爱情的实质，他认为：“导致樊家树沈凤喜之间爱情悲剧的原因，就在于他俩对爱情的需求不同……樊家树迷恋的是沈凤喜的朴实、清秀的自然美，而沈凤喜及其家人惊喜的是樊家树慷慨解囊的金钱……一个爱自然美，一个爱铜臭钱。”[3]此说言之有理。樊家树后期用钱供沈凤喜上学是潜意识里觉得沈凤喜的文化层次太低，那股清纯之色缺乏相应的文化内涵，（这一点刘德柱倒无所谓），也就满足不了男人潜意识里膨胀的虚荣心。中国传统的“士”（才子）理想中的女子应才貌双全，既貌美绝伦，又琴棋书画、诗词曲赋样样略通一二；既可了却男人红袖添香伴读书的心愿，又可满足其占有秀色的欲望。樊家树自然不能排除此列，他心想：“这女子实在可人意，只可惜出在这唱大鼓书的人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温柔之间总不免有点放荡的样子。”“等她上学之后，再加上一点文明气象，就越发的好了。”他的表面动机是为沈凤喜着想，实际上他的潜在动机是使他所嗜好的“色”披上一层文化的外衣，以期显得更体面光彩一些。总之，樊家树产生及追求这份爱情的心理动机是建立在他对沈凤喜“色”的欣赏与占有的基础上，当然也不排除樊家树本身也有急公好义、救危济难的无私品格。 刘德柱对沈凤喜的“爱情”（甚至不能称之为爱情）实质就使人一眼能看穿。刘德柱对沈凤喜的着迷及霸占更是赤裸裸地建立在沈凤喜“色”的基础上。他第一次见到沈凤喜时，“……早是浑身的汗毛管向上一翻，酥麻了一阵，不料平空走出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子来……”刘德柱和樊家树一样，对沈凤喜几乎是一见钟情，一见心动。所不同的是，樊的慕“色”套上一层对少女清纯之美渴望的诗情画意。樊平民化了的大少爷的身份，樊沈所谓郎才女貌的相配，两人年龄的相当，及张恨水对笔下人物的褒贬导向，使读者把同情宽容的目光投向了樊家树。刘德柱对沈凤喜“色”的霸占完全撒破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他不像樊家树那样一点一点地投资，他利用手中的权势及金钱轻易地霸占了沈凤喜。正如小说中写道的：“刘将军道：‘有主儿要什么紧，漫说没出门，还是人家大闺女，就算出了门子，让咱们爷们爱上了，会弄不到手吗？’”而后又投其所好地选择了金钱这种手段来笼络沈凤喜及其一家人（当然还有强制的手段）。他的财产数额是樊家树只能望其项背的。在刘德柱兼施各种软硬手段之后，沈凤喜欣然接过了刘德柱的家私账本，从肉体到精神被她人生中的第二个男人所俘虏。 在樊和刘的眼里，沈是一个天使，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出现。樊家树虽是一个锦衣玉食的大少爷，却始终看不惯表嫂何丽娜华贵、奢侈、铺张的生活作风，也不欣赏秀姑那老老实实的样子，而对沈凤喜的清纯、淡雅的女性之色深深沉醉。刘德柱的需要显得更赤裸裸更动物化一些。两人一旦有了这种需要，就欲将之付诸实际。这时，沈凤喜在他们的眼里不再是一个有独立的尊严、价值、情感与意志的人，而是一个男人能轻易得到的天使般的“物品”。沈作为一个悲剧性别角色注定无法逃避这一被占有被操纵的命运。当这两个男人如愿得到这个“物品”，就一方面怜惜爱护这个物品，另一方面挥霍无度地使用摧残这个“物品”。其中，樊多怜惜，刘多摧残，但两者的共通点是建立在对“物品”赏玩的态度之上。樊送沈上学，花钱帮沈家把旧屋装饰一新，每月供给沈家五十块钱的家用，给沈买手表、两截式高跟鞋、白纺绸围巾、自来水笔、玳瑁边眼镜、金戒指等，不能说他对沈没有感情，但是潜在动机还是建立在樊觉得沈这件“物品”可赏玩的认识上。他投资的真正目的是使这件“物品”更加赏心悦目，更加符合他的审美标准，更符合他对女人这件“物品”的构思与想象。樊自始至终都珍爱这件“物品”，一直到沈被刘霸占之后，樊还是念念不忘。如果说沈这件“物品”在与樊的关系中还蒙上一层温情的面纱，那么在刘那里，沈是被更彻底地“物品”化了。在沈被霸占的初始阶段，刘对这件中意的“物品”倒是十分怜惜的，他让沈锦衣玉食、仆役服侍，其豪华奢侈是沈以前所不敢想象的。刘这种炫富式的疼爱无非是让这件“物品”更大程度地归顺于自己。刘想使沈象个温驯的金丝鸟，仅仅在自己所圈定的金丝笼里走动，以其小巧可人的清媚来讨得金丝笼主人的欢心。当这只金丝鸟稍有出格不安份之举，就有被逐被抽打被消灭的危险。既然这样，那么，当沈与樊的秘密会见被刘得知之后，沈这件可任意处置的“物品”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