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这个世界的交接方式有多种：直接与自然对语；与朋友家人闲谈；直接关注和批评现实；回味过去；心灵在诗意中穿行。除此，还有一种，那就是在“书”中生活，书、大不盈尺，小不盈握，然而它却是人类交流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离开书人类生活几乎不可想象。 对许多爱书者言，他们可能就止于寻、藏、读、赏、玩。还有一些爱书者，他们将自己与书的关联、感悟、思想和希望诉诸文字，这种“谈”书的散文作品就成了“书话”。顾名思义，“书话”就是“话”书，只要自己对“书”有感，有独到见解，并用富有个性文学笔法将它真实表达出来，都可称之为书话。 与其它散文样式一样，20世纪中国书话散文也获得较大发展，并出现有特色的书话家。但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书话散文重视远远不够，研究也相当薄弱，本文将全面探讨20世纪中国书话散文发展嬗变及其独特性。 一、闲话与启蒙 周作人曾承认自身的矛盾性：一面是“叛徒”，一面是“隐士”。大致说来，在周作人文化杂感中表现出与鲁迅相似的叛逆精神及其锋芒，但另一面，在周作人美文和书话中，却表现出明显的隐逸意识和情调，在书话中尤其是如此。 书话是周作人向传统回归，走进历史的通道，是周作人放弃战斗走向闲适的方式，是周作人远离中心来到边缘的途径，因为在周作人书话中，不论思想还是格调都失了“五四”的激烈奋发、昂扬向上。如周作人坚决反对“将古书扔进茅厕”的主张，1925年在《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中说，“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但不能因此说周作人书话是“保守”的，与“五四”文化精神格格不入、背道而驰。事实上，在与时代、社会、政治等拉开相当距离，在从容、闲适与平淡的格调中，周作人书话仍表现出较强的“启蒙意识”，表现出更为内在的现代文化思想和人道主义情怀。换言之，周作人书话放弃的是杂感的峻急粗率，而启蒙精神仍然保存和贯穿其中。 早在1914年，周作人就在《读书论》中指出“恶书”、“庸劣之书”为天下公害，“五四”过后相当长时间内，周作人书话里仍充盈着直接启蒙精神，尽管时代色彩和社会政治意识有所淡化。《儿童的书》和《关于儿童的书》对中国没有儿童书深表忧虑，“二十余年后的今日，教育文艺比那时发达多了，但这个要求曾否满足，有多少适宜的儿童的书了么？”没有儿童要读的书，大家都不关心儿童的发展，那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国家富强，都将成为空话。最可怕者，在儿童歌谣故事书里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一是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而前者流毒尤甚。周作人坚决反对在儿童、小学生书刊上开辟“提倡国货号”，“反对把一时的政治意见注入到幼稚的头脑里去”。对许多小学生参加“示威运动”，周作人非常愤怒，“我看了不禁伤心，想到那些主任教员真可以当得‘贼夫人之子’的评语。小孩长大时，因了自主的判断，要去冒险舍生，别人没有什么话说，但是这样糟蹋，可以说是惨无人道了”。周作人并不否认艺术里可以寓意，但他强调“须得如做果汁冰酪一样，要把果子味混透在酪里，决不可只把一块果子皮放在上面就算了事”。当然，周作人指出，即使水乳交融那也不是儿童文学的最上乘，“因为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有那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像安徒生《丑小鸭》是佳作，但《小伊达的花》则更佳。为什么？作者认为“实在只因他那非教训的无意思，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比那些老成的文字更与儿童的世界接近了”。如何让孩子在纯洁自然天地自由成长，保存他们的幻想、天真和本性，而不受现实黑暗及道学文化污染，这是儿童书籍应该注意的。所以作者提出这一观念，“让他们愉快的活动，这便是最大的实益”。“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 30年代后周作人书话大段引录，有时整个作品就是一篇摘录。周作人戏称自己是“文抄公”。对这种文体，学界多持否定意见，认为是失败的，标志周作人散文创作的衰退；也有人认为，周作人抄书散文是古今未有之创体（注：舒芜：《周作人概观》，《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5期。），有人甚至说“抄书体散文代表着知堂小品散文文体创造的最高成就。”（注：黄开发：《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与文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无视周作人“抄书体”价值意义是不对的，但将之抬得过高也值得商榷。以往研究者多站在小品散文角度看周作人“抄书体”，这就难免有所偏误；忽略有其书话的文体持征。 从美文（或小品文）角度看，周作人“抄书”散文当然水平不高，它甚至不能称为精致、性灵的小品，虽抄书也需个性与品位，但纯粹抄录必然限制作者个性，灵性和笔调的充分发挥。事实上，周作人“抄书体”散文更贴近书话，从此角度看这一文体无疑具有独创性，其成就、价值和意义不可低估。既然书话即是话书，那么它就可以使用各种方式，周作人“抄书体”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周作人自己承认他“抄书体”散文的价值意义，“人家不理解，于别人不能有好处，虽然我十分承认，且以为当然，然而在同时也相信这仍是值得写，因为我终于只是一个读书人，读书所得就只这一点，如不写下来，未免可惜”。以读书人为立足点，写下自己所得那当然有价值。我认为周作人“抄书体”书话首先包含丰富知识，走进周作人“抄书体”书话就如走进无所不包的杂货铺，有琳琅满目之感！若想得到个性、灵性和韵致，当然不如读其美文，而要领略苍海之富、世界之奇，“抄书体”书话里应有尽有、俯拾即是。 当然，周作人“抄书体”书话并非无思想的杂货堆积，其中不乏作者现代启蒙意识。首先，抄录本身就需眼光和选择。周作人说，“没有意见怎么抄法”？周作人书话的许多抄录确实都寓含作者的价值判断和审美选择。《关于尺牍》抄录李卓吾尺牍后说，“若后半则无一语不妙，不佞亦深有同意，盖有许多人都与我们同一”，又说“李卓老天下快人，破口说出，此古今大官们乃一时失色，此真可谓哀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尺牍也”。这里作者以尺牍的自然天真、率性而为反道学八股文章，确实点到要害，即对古，又对今，有一石双鸟之妙！如果没有对生命意识的深刻理解恐怕难以做到。可以说周作人虽是杂家，但“抄书体”书话显然不是随意抄录，而是以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启蒙思想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