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二十世纪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我们发现存在着许多悖论。对这些悖论究竟应该怎么看？我在《关于女性写作悖论的话题》中曾表述了如下的思想：我们在对待悖论式的命题时，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即采取倡扬一端而排弃另一端的做法，对问题作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判断，思维呈二元对立的状态。我个人一度思维也陷入这样的状态中，总想在两端中选择一端——所谓正确的一端。后来我认识到，二元对立的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在丰富复杂的客观事物面前是远远不够用的，而且很容易使我们误入歧途。必须对这种思维状态进行整合，在此端和彼端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走出线性思维的怪圈（注：《山花》1999年4月号。）！在本文中我也想运用这样的思想，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个悖论进行探察。 那么，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呢？我不知道。关于文化相对主义，李泽厚曾明确表示过不同的意见，他说他“不同意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任何文化、文明均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从而不能区分高下优劣”（注：《漫说“西体中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但也有人推崇文化相对主义，如乐黛云，她在《文化相对主义与跨文化文学研究》一文中曾引用过文化相对主义重要理论家赫斯科维奇的如下观点并表示认同：“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她说：“这就不仅强调了不同文化各自的价值，同时也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处。”（注：《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这与中国古代的“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是相吻合的。尤其是当今冷战结束，处于和平竞争、多元对话的时代，借鉴这样的思想，可能会有利于解决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文化相对主义讲的是不同文化之间，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延伸到不同观念之间呢？如果可以的话，那么用这样一种观点和方法来探察百年中国文学的悖论时，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状态中解脱出来呢？ 一、启蒙和救亡 这对悖论一直存在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文化和文学中，它甚至也延伸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命题首先是由李泽厚提出来的，他在1986年写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阐述了如下的观点：从近代以来，在中国始终存在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主题，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有时候是启蒙的主题占上风，或启蒙的主题与救亡的主题并行不悖，如“五四”时期；有时候是救亡的主题占上风，如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然后是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好几代知识青年纷纷投入这个救亡的革命潮流中，都在由爱国而革命这条道路上贡献出自己，并且长期是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现在看来，这个论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来就密不可分，因此文学的状况与整个文化的状况也大致相近。 我们来看看“五四”之前文学改良派梁启超的文学主张和“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陈独秀、鲁迅的文学主张，在以文学作为启迪民智、改造国民性这一点上，是并没有什么区别的。无论是梁启超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引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的思想，还是陈独秀的“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注：《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1卷6号，1916年2月：引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论断，抑或是鲁迅的文学“为人生”、“而且必须改良这人生”（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的主张……这些都没有脱离启蒙主义的范畴。但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由于历史的中心任务从启蒙向救亡的转移，代表着主流的新文学也开始由文化批判转向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自此，不同政治力量的对峙与抗衡，导致了左翼和右翼的尖锐对立。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主将们明确亮出了“革命文学”的旗号，而且认为“革命文学必然是无产阶级文学”，“一切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注：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引见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受当时苏联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化派”影响颇深的“左”的革命文学理论，在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受到了批评，但在左联通过的理论纲领中，关于革命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之一翼的观点并没有改变。这个时候，左翼文学不仅与救亡合流，而且明显地向政治倾斜。待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明确指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主张，文学就更紧密地被绑在政治的战车上。这大概就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作为主流的新文学的双重变奏：启蒙——救亡，或曰三重变奏：启蒙——救亡——政治。建国以后的情况基本上是《讲话》的精神的延续和发展，这就无需赘言了。 毛泽东当时之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确实也是源于历史的需要：在民族斗争、阶级斗争都十分尖锐的四十年代，无产阶级对文艺只能提出这样的要求。问题是当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以后，再延用战争年代的老思路就不合时宜了，于是酿成了众所周知的、建国以后文艺界接踵而至的悲剧！所以邓小平在1980年初，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持续一年多之后，明确地提出：“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