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1)02-0107-08 在《离散的历程：知青文学分类考》[1]中，我已分析过1987-1988年前后，以文学为主要表现领域的知青主体已全面裂散，曾作为“新时期”文化（学）重要主体类型的知青，似乎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将飘零为意识形态的尘埃。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约从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股“老三届文化热现象”。它一方面既重新引起了社会对知青话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似乎又想以所谓的“老三届”（注：这里给“老三届”一词加引号，主要不是因为它的专名性，而是权对这一名称的怀疑，就象对“知青”这一名称的怀疑一样。不过，为了避免繁琐，以下除必要之处将略去引号，但引号的含义依然保留。）代际主体取代知青这一过时了的主体。由于这一文化现象同知青话语的直接联系，也由于它是九十年代初中期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所以有必要对其作认真的考察。除此而外，本文还将从狭义的文学范围讨论一些前期主流知青话语的延伸性文本。 一 “老三届文化现象”开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并引起了研究者广泛的重视。如文化界颇富盛名的《东方》杂志，1995年2期就刊载了《“老三届文化热”透视》一文。《中国青年研究》也从1995年始开辟专栏，呼吁各界人士对老三届文化现象进行讨论。由此而言，本文将要进行的工作或可看成是已有研究的延续，但两者又具有较大的差异。我承认老三届文化现象与所谓的“老三届人”的活动有关，但它却不是一代人的文化特性的自然社会呈现。另外，现有的老三届文化现象研究表面上是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实质上则往往又构成了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注：我所见到的唯一例外，是戴锦华的《救赎与消费——九十年代文化描述之二》，载《钟山》1995年第2期。此文以其对“后现代”文化特征的敏锐，绽裂了“老三届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拼合性。）这正是我要避免的。我要考察的是真正的老三届文化现象而不是这一现象所关涉的所谓老三届一代人的话题。由于篇幅的限制，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我不准备描述老三届文化热的表面现象，（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考以下文献：戴锦华《救赎与消费——九十年代文化描述之二》；陈小雅《老三届“文化热”透视》，载《东方》1995年第2期；1995年以来的《中国青年研究》杂志；刘晓航《青春无悔的深情呼唤——近期知青文学热扫描》，载《通俗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姚新勇、葛红兵等《“老三届”文化现象批判》，载《青年探索》1996年第6期。）而想直接对该现象进行深层分析；并且我想把老三届文化现象同知青文学进行比较。因为很明显，知青文学与老三届文化现象有着直接联系，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前者就是后者的前提，而且，知青文学所达到的历史水平，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已往的历史对象化了，可以作为一种尺度来衡量老三届文学现象。另外，这种比较还可以使我们更切近地认识知青主体蜕变为老三届主体类型后的性质。 首先，我想对老三届热和八十年代初的知青文学创作高潮的全社会多方参与性，做些分析。老三届文化现象是一种泛文化现象，有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参与，这与成形期[2]的知青文学、知青主体的全社会共促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尤其表现在从《伤痕》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一阶段的知青题材写作上。但两者共同参与的各基本社会力量的构成、它们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状况，却具有本质差异。 知青主体的成型[2]是由民间力量、政治文化领导权力量、知识分子力量这三者的共同作用完成的。这三者中虽然政治文化领导权力量占有支配性地位，但是其它两者也发挥了直接和实际作用。而且这三种力量被共同结构于反“文革”文化革命的情境（或意识形态场域）中，具有大体一致的政治文化革命性。这就决定了不管成型期知青文学具有什么样的缺陷，它毕竟是一种创造性的政治—文化—文学行动，毕竟在“文革”所造成的文化和文学的贫瘠状态中，结出了新的文学成果。虽然老三届文化现象的形成也与这样三种力量的作用有相当关系，但它出现的意识形态场域，是"89"风波的急停和大众商业文化迅速席卷全国的情况；支配和推动这场文化热的力量，是商业大众文化势力与一定高压性国家意识形态的威慑，而民间和知识分子因素则受摆布于上述两种力量之中，根本没有形成什么创造性的集团势力。 这种说法似乎与实际情况不符。《“老三届文化热”透视》一文就因参与创作人数之众和绵长恒久的劲力这两点，认为老三届文化热具有“创作热”的特点。然而实际上这里存在的是一种经达变形的带有几分“自产自销”的商业文化现象。这些众多的撰文者（这里主要指那些参与回忆录写作的人）的写作，基本上并不具有当初知青文学写作的创作性。大量的回忆录文章都是片断的轶事回忆，与叙事文学的创作有很大的距离。这些文章的思想观点尽管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它们都是被纳入文集的“青春无悔”和“苦难与风流”这个框架下的，真正具有深度的思想探索性无从谈起。他们集大众文化产品的制作参与者和消费者两种身份于一体，商业出版者不过是利用了他们怀旧的讲述和重顾的冲动，把他们集结起来进行一种群体炮制而已。这同商业性报刊所进行的有奖征谜活动具有相同的性质。另外，这些众多的写作参与者和消费阅读者，尽管也具有某种知青或老三届身份的认同，但他们并不能结成民间的集团性力量，这不过是一种更具虚幻本质的身份的认同。这种身份认同除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外，还被作用于商业文化消费的“大数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