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3-0097-06 一、现状与不足 如果我们从1983年北戴河首届城市文学理论笔会算起的话，城市文学的研究也已有了17、18年的历史。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城市文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无论是对于城市文学本身的文学研究，还是对于城市文学的文化社会学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人们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至少我们对于城市文学的发展脉络、城市文学的特性、城市人的生态与心态、城市文化与文学、城市化与文学、城市生活方式与文学等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就80年代至今的城市文学研究的进程来看，它明显地受着我国当代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当代城市文学本身发展程度的制约。80年代，我国当代城市文学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也还没有开始。因此，当时对于城市文学的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而在较为深入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中，却又存在着大量搬用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当代城市社会现实进行演绎的弊端。90年代，我国进入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城市文学也随之异军突起，无论是中国的城市还是城市文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此，城市文学的研究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社会学研究都有较为深入的发展。文学研究方面集中于对以“新生代”以及70年代作家为代表的城市小说的探讨，文化社会学研究方面则避免了80年代直接套用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缺陷，更加切合90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实际，深入阐发城市各方面与文学的深刻关系。在这方面，李洁非现在仍在进行的“城市化与文学”系列研究十分突出。因此，从深度上来看，90年代迄今的城市文学的研究比80年代有较大的进展。 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当前城市文学的研究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研究的随意性。大量的研究资料表明，当代城市文学的研究是极其散乱的。众多的研究者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取特定的目标，作浅尝辄止的探寻，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人很少。80年代的吴亮、徐剑艺，现在的李洁非是对城市文学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为数不多的代表。其次是研究的微观性。也许是由于进行城市文学研究的都是一些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的缘故，他们的目光紧紧盯住90年代的“新生代”小说本身，最多把目光延伸到80年代或建国以后。而对于20、30、40年代的城市文学，则不予理睬，完全把它们推给了现代文学的研究学者。对于现代城市文学尚且如此，对古代城市文学则似乎更加不屑一顾，甚至对于其是否存在都很怀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文章仅就90年代的城市文学本身来谈论城市文学，鲜有将其纳入整个城市文学发展的历史视域，对其生成与变异，在宏观考察的基础上，进行深刻的理论透视，从而揭示出城市文学本身的特性及其发展规律的文章。其次的缺乏比较的眼光。比较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特别是异质文化间的文学比较更能揭示出文学的共通的规律。而从80年代至今的大量的城市文学研究文章中，几乎没有一篇将中国当代城市文学与西方城市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其比较意识的薄弱、研究视域的狭窄由此可见一斑。如果不能在古今中外的城市文学的整体中去透视我国当前的城市文学，要想对其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对城市文学的发展规律有多么深刻的把握，几乎不可能。再次是理论深度不够。现在的大量研究仍停留在现象描述的阶段，理论建构不多。比如对于以“新生代”为代表的90年代的城市文学，人们似乎在“欲望”二字之外，难以再说出更为深刻的东西。即使是论述较为深刻的城市与文学关系方面，仍给人某种不足之感。最后，研究的力度不够。城市文学已经在当代特别是90年代获得了十分巨大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并存的文学格局。然而，从宏观的角度对城市文学进行深刻的理论透视的专著仍未见出现，这与当前城市文学蓬勃发展的形势是极不相称的。 二、理论建构的基点 80年代北戴河城市文学理论笔会上，便已提出城市文学理论的建构问题，但是从城市文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来看，这种成果是十分有限的。未来城市文学研究的方向、研究的核心，无疑仍然是城市文学理论的建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中国城市文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目标。要实现这一理论研究的目标，一些资料性的前期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工作理论界也一直有人在做，比如90年代初徐剑艺便编选了《新都市小说选》，现在陈晓明编选的《中国城市小说精选》也已经出版。这两部选集囊括了新时期以来大部分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小说，但是，由于选择工作是在编选者特定的标准之下进行的，（比如，陈晓明就直接把“欲望化叙事”作为其选择的标准），因此，这两部选集都不是当代城市小说的荟萃，许多在我们看来是典型的城市文学作品都没有入选。因此，这两部选集都存在着范围狭窄的缺陷。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更大范围对城市文学作品进行搜集编选，这种工作应该在整个文学史的范围内进行，包括古代、近代、现代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特别是80、90年代。对于城市文学理论的建构来说，这种城市文学作品的编选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对于研究对象范围的框定，是城市文学理论建构的基础。笔者以为在这种城市文学作品编选的同时，更应该进行《城市文学史》写作，对城市文学发展的历史进行详尽的清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们对于城市文学从古到今发展历史本身的认识是十分薄弱的，尽管已有多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梳理，但是这种梳理大多只是蜻蜓点水式的，给人的只是一种粗浅的印象。一般文学史中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很少有专门从城市的角度着眼的。因此，对于城市文学要想在宏观上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这种城市文学专门史的写作便显得非常重要。 无论是文学作品的编选还是文学史的写作，都是以特定的文学观为基础的，前些年文学史界重写文学史热正是当代文学观念变革的产物。城市文学作品的编选与《城市文学史》的写作同样必须以某种城市文学观为基础，而从80年代以来，理论界对于城市文学的认识一直未能够达成某种共识。事实上，对于城市文学概念的讨论一直是研究的一个焦点。在对于何谓城市文学的认识上，不仅观点众多，莫衷一是，而且即使是对提城市文学，人们也态度各异，肯定者有之，怀疑、否定者同样有之。比如，80年代曾镇南就认为，“都市文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可能也不必要对其进行严格的界说。（注：见曾镇南《“都市文学”琐谈》，《芳草》1987年第12期。）雷达也承认“城市文学”是一个不得已而用之的概念，经不起穷根究底的推敲和质询。（注：见雷达《关于城市与文学的独白》，《天津文学》1986年第10期。）90年代，王干对于“城市文学”定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上存在的困惑，进行了明确的理论阐述。他认为，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便存在着命名、定义的困难。当代文学的发展呈多元态势，且存在着极强的“覆盖率”，而命名是以一元方式进行的，这就造成了某种不确定性。城市文学是一个正在生长着的新概念，对其进行定义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局限性都是难以回答的。（注：见王干《老游女金：90年代城市文学的四种叙述形态》，《广州文艺》1998年第9期。）诸如此类的反对意见还有很多，然而，更为明确的反对意见来自于作家。如汪曾祺认为，提“城市文学”是理论先行，为时过早；王安忆则认为，对城市文学作一个界定是痛苦的，她从不有意考虑写城市还是写农村，城市农村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一个舞台、场景而存在的。（注：《激战秦淮状元楼——'94中国城市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话题》，《贵州日报》1994年8月31日。）如果我们单独来看这些反对意见的话，会觉得不无道理。但是，一旦把它们纳入整个文学史的框架内，其目光的短浅，对于像新感觉派小说这样的城市文学的存在的漠视便十分明显，从而使得其论说显得十分的苍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