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每每会出现一些巧合的现象，却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苏童于九十年代末写出了中篇小说《驯子记》（《钟山》1999年第4期），令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九十年代初，王朔曾发表长篇小说《我是你爸爸》（《收获》1991年第3期），恰恰也是一篇不折不扣的“驯子记”。两篇小说都以父子之间的种种冲突和情感对应为主要内容，仔细读来，却透露着不那么相同的气息。文学作品中的父子角色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血缘关系上的父与子，在具体性的父子冲突背后往往蕴含着超越性的结构：伦理的、历史的、文化的。父／子，成人／小孩，启蒙者／被启蒙者，历史／现实，现实／未来，传统／现代之间的同构关系，使父亲的脸上永远重叠着含义丰富、模糊不明的面影。《我是你爸爸》中的父与子，暗含着现实与未来的关系，《驯子记》中的父与子，则体现了作者对现实与历史的思考。时代之初的前瞻与世纪末的回望，倒也暗合了两位作家惯常的写作姿态。 新时期大多数表现父子之间的作品往往都是站在儿子的立场审视父亲，审父一直是当代小说一个隐蔽的主题。审父主题的小说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带有明确社会历史文化批判内涵的小说，如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王安忆《叔叔的故事》等；另一类是父子角色身份暧昧的带有寓言性的小说，主要是先锋作家的作品，如余华《呼喊与细雨》、《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苏童《一九三四年逃亡》、《米》、《舒农》等。但是这两类小说似乎都缺少父子之间的直接面对，主要是“父亲”的几乎不在场。而正是在父子对应互视这一点上，《我是你爸爸》与《驯子记》具有了可比性。 有别于早期那些玩世不恭、散发着“破坏”气息的小说，《我是你爸爸》是王朔作品中较为真切和沉重的一篇。小说有点新写实的味道，虽然依旧带着一以贯之的对类知识分子的刻薄和调侃，但对父子两代人角色的细腻入微的探讨却意味深长，从而使父子角色超越了个体性的具体形象而具有了普泛性的抽象性，也使小说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马林生曾是一个自命不凡、专制霸道的父亲形象，与所有现实生活中的父亲没有两样。当他觉察了儿子的对抗和拒绝姿态之后，试图有所改变，于是，表面上维持稳定的既定规范和秩序随之破碎。 小说是在父亲对儿子的交流－压制这一不断更替的过程中展开叙述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父亲的马林生屡屡受挫。他第一次试图与儿子交流是因了少年世界那片无拘束自由天地的诱惑，马锐与夏青毫无保留的密切交谈勾起了他对往昔真纯岁月的深切怀恋，但他无从介入，对于孩子们而言，他是一个粗暴的不合时宜的侵入者。然后发生了这样一个孩子挑战成人世界的事件，马锐上课指摘老师的错误被视为目无尊长，而他还固执己见，认为自己是“尊重真理”。马林生又愤怒又担忧，以过来人的经验，他知道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不断放弃个性，认同正统文化和接受现行规范、权威和法则的过程，他预见了一个行为与世乖违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现实命运，他必须无情地干预，必须让儿子为成长付出代价。这一次驯子生动地演绎了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注：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使马锐深受伤害，也使马林生面临更深的拒绝。于是马林生第二次痛下决心与儿子交流，他决心放弃为人父所有的特权和地位，与儿子平等相待，做同志和朋友。但他一方面心理时时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民主姿态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他放弃了赖以存在的功能性符号指征，也就丢失了自我，“他过于依赖儿子了，甚至超过了儿子对他的依赖”，当他发现他所做的一切并未换回他所期待的回报，他又愤怒又伤心。王朔在这里灵机一转，让马林生发现了子辈的残酷的同时，又让他借助儿子的立场发现了这种残酷恰是生命的本质，无可更改：父母生出子女当然算不了有恩，前前后后，今日之父是昨日之子，今日之子是明日之父，大家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这是进化意义上的残酷，正如后浪推前浪，新枝催老叶。父母只有自爱，才能爱子，只有自己独立，才能“完全解放”孩子。然而“父亲”这一类的文化角色对自我的狭隘和限制视若无睹，反而极力维护已有的特权。马林生第二次驯子集中了成人世界所有的丑陋和蛮不讲理：勾结串连，偷翻书包，掏衣服兜，抄捡抽屉，强看信件和日记。他的名言：“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包括你的生命！人权？你还少扯这个！”但这次发作伤害更深的其实是他自己，在反思中，他想起了多年前那种初为人父的喜悦和激动，那个为了孩子幸福可以舍弃自己的誓言，这些都不知不觉间在粗糙的生活中丢失和遗忘了。经了这两次大起大落，马林生看破红尘，“我哪儿是为自个活着的呀？我净尽责任了。你没想到我是这么个人，那是我把自个扭曲了！……”他要活回自个，然而丢弃责任、只为自己活着的人生是多么虚浮无着，放弃了生命的尊严，父辈在孩子的眼里是多么可怕，而这又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马锐对于支配着正统文化也被正统文化所支配的成人世界和既定的社会规范始终怀着本能的抗拒。他保持沉默也好，唯唯诺诺也好，或是胁肩谄笑、曲意奉承，这些表象背后始终隐伏着反抗和否定。在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拒绝有可能成为新一代成长者普遍的态度。他们最不屑于成人的虚伪，他们对一个人最轻蔑的评价就是“假得厉害”。作为儿子的马锐其实对父亲看得很分明：自命不凡，蛮横狂暴，志大才疏，怯懦无能，委琐自卑。但对父亲最犀利最无情的审视还是这一段：马锐恍然大悟，“其实他并不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能折腾会玩，也并非时时刻刻都在为具体的苦恼或巨大的忧患所困扰，他的悒郁更多的是来自无聊，无以排遣空闲的时间。他根本不会玩也没有培养出任何别致的情趣，只对吃熟悉……除了吃还是吃！”对父亲和成人世界的反感和失望，更由于父亲的不负责任，马锐遭受了成长过程中难忘的深创巨痛。离开了社会的既定规范和“合法化”系统，注定要大吃苦头，但是立意否定和拒绝的理性一旦产生，再也冲刷不去，“你是我爸爸，我是你儿子，别的想是什么也是不成”。血缘亲爱意义上的父子关系当然是永远不可否定的，但是深远绵长的文化所强加给符号的角色功能则遭到了断然的拒绝。 在成人世界和少年世界的对比中，在父与子不断的精神冲撞和互视中，作者于否定现实的同时，似乎对未来前景满怀希望。断然的拒绝之后，是否意味着从此可以挣脱以往一切文化神话的粘附，是否可能出现新的天地和新的气象？ 《驯子记》表面上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香椿树街的市井故事。国际海鲜城陪酒员马骏为了帮助前妻推销如意发财酒，因喝多了这种用工业酒精兑制的假酒而中毒身亡。但这显然仅是作者设置的象，从小说题目可知，作者意在表现事件发生前后日常生活中父亲马恒大和儿子马骏屡次冲突背后所隐藏的意味，现实生活中的父子冲突也还是象，而在关于这些冲突的话语叙述背后所潜在的，才是作者真正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马恒大与儿子的第一次冲突缘于马骏背着他偷偷更换了职业，由凤鸣楼的厨师变成了国际海鲜城的陪酒员。陪酒在马恒大的眼里意味着吃大户，是没有廉耻、丧尽人格、丢祖宗脸面的事，他差点被气死。于马骏闭着眼承受父亲巴掌的联想中可知，马恒大从小就对他家教极严，在所有的过失中，没有骨气是最受痛恨的一种，是要招致最大的惩罚的。马恒大这一次驯子的功绩是打到了儿子的要害（喉管），让他吐了个七荤八素，差点废了他陪酒的武功，导致了不久之后马骏在海鲜城地位的下降，为儿子“新前程”的断送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