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1917-1927）》，（注：《中国新文学大系》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1917-1927)理论和作品的选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赵家璧主编，于1935年至1936年间出版。全书分为十大卷，蔡元培作总序，编选人写导言：第一集《建设理论集》（胡适编）、第二集《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第三集《小说一集》（茅盾编）、第四集《小说二集》（鲁迅编）、第五集《小说三集》（郑伯奇编）、第六集《散文一集》（周作人编）、第七集《散文二集》（郁达夫编）、第八集《诗集》（朱自清编）、第九集《戏剧集》（洪深编）、第十集《史料·索引》（阿英编）。）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的：“三十年代初，五四新文学受到来自多方面的严峻挑战，革命文学的兴起，尊孔读经运动，乃至林语堂提倡的‘语录体’……各种势力都把矛头指向了五四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和出版，恰巧为回应这些挑战提供了机遇。这套书不仅通过对重要的理论、创作的汇集，而且运用具有相当策略性的编辑手法，甚至在文献史料的选择安排上，都力图捍卫“新文学”的合法性。……它那精心撰写的‘导言’，细致编排的作品、史料，以及颇具权威性的编选者，共同汇聚成一股解释历史的力量，描绘出一幅影响至今的‘现代中国文学’发生的图景。”（注：罗岗：《“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载《文学评论》1999年青年学者专号。）详细地讨论《新文学大系》的编纂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甚至需要一本书篇幅来承担这个任务。但要特别强调的是，《新文学大系》因为以选本的面貌出现，反而可能掩饰掉部分主观性和策略性，所以在后来的研究者那里，它常常被当作客观、公正且极具权威的“史料”来使用。譬如郑振铎编选的《文学论争卷》在“学衡派的反攻”的栏目下选了六篇文章，真正发表在《学衡》上的只有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一篇，胡先驌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上）则是几年前刊载在《南京高等师范日刊》上的，另外四篇是反驳文章，《新与旧》（西谛）、《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玄珠）和《读书》（郢生）都用的是泛泛而谈的杂文笔法，真正有针对性的只是罗家伦的《驳胡先驌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这样充分显示出新旧力量对比的编选可谓“别有用心”，恰好印证了郑振铎在“导言”中的论断：“新文学运动已成了燎原之势，决非他们的书生的微力所能撼动其万一的了”。（注：郑振铎：《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年，第13页。）而王瑶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关于《学衡》的材料基本上取自《新文学大系》的《文学论争集》，描述了罗家伦与胡先驌的这场并非直接和《学衡》有关的论争，却没有多少正面触及《学衡》的内容，只是抄录了一大段鲁迅的杂文《估〈学衡〉》来代替自己的评说。（注：参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第39页的有关论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在言路狭窄的五十年代，王瑶这种“述而不作”的史家写法当然另有苦衷，不过仅从资料的选择而言，《中国新文学史稿》已经深刻地受到《新文学大系》的制约。考虑到这部“新文学史”之于“现代文学学科”的意义和它作为教材所占的特殊地位，可以说《新文学大系》透过“文学史”的写作和讲授，实际上潜在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对“新文学”的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学大系》已经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历史著作”。如果说《文学论争集》的编选可以容纳某种程度的主观倾向，那么文学史料的汇集总应该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吧。让我们来看看阿英为“大系”编选的《史料·索引》，他在《序例》中首先强调的是：“自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杂志》创刊，一直到现在，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在这虽是很短也是相当长的时间里，很遗憾的，我们还不能有一部较好的《中国新文学史》。”（注：阿英：《序例》，《中国新文学大系 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第1页。）因此，《史料·索引》的栏目以“总史”领头，下收胡适、周作人和陈子展三人的“新文学史”论著，并将各自的标题全部更改为统一的题目：“文学革命运动”。然后再分门别类地编排史料。很显然，这样的编选体例以非常醒目的方式表示史料的汇集是为某个具体的历史论述服务的。还是以《学衡》为例，阿英说《学衡》杂志是“胡先驌、梅光迪领导的”，并且明确指出：“适当的史料难以寻觅”，“事实上也只能如此”。（注：阿英：《序例》，《中国新文学大系 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第4页。）这样的说法明显与史实不符。《学衡》出版周期长达十一年之久，于一九三三年终刊，而梅光迪于1924年应聘至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此后以旅美时间居多；（注：参见林丽月：《梅光迪与新文化运动》，载《台港及海外五四研究论著撷要》，刘桂生等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胡先驌1923年就前往美国，在哈佛大学森林园研究植物分类学。（注：参见吴宓：《空轩诗话》，载《吴宓诗及其诗话》，吕效祖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很难想象两位长年在国外研究、任教的学者，如何领导国内一份每月出版一期的杂志（第六十一期后改为双月刊）。即使专指“南京时期”的《学衡》，杂志的主要负责人也应该是“总编辑兼干事”吴宓，而不是梅光迪和胡先驌。阿英在史实和史料上的粗率，譬如他不把更能够代表《学衡》宗旨的《〈学衡〉杂志简章》收入《史料·索引》，而代之以曾被鲁迅讥为文理不通的《〈学衡〉杂志弁言》，恐怕不单出于“只能如此”的马虎，其实有着更深层次考虑。翻看《史料·索引》中的《作家小传》，似乎可以找到理解阿英态度的一点头绪。《作家小传》共收录了三位《学衡》成员的传记：梅光迪、胡先驌和吴芳吉。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小传”中都有一句类似的断语，除了点明与《学衡》杂志的密切关系，特别强调了梅光迪“反新文学运动甚烈”，胡先驌“反新文学运动最烈”，吴芳吉“著反新文学论文甚多”。（注：《作家小传》，《中国新文学大系 史料·索引》第221、216、213页。）由此不难看出，阿英之所以揪住梅、胡不放，关键不在两位是否代表或领导了《学衡》，而是因为他们反对新文学“甚烈”乃至“最烈”。这种说法恰巧印证了“总史”中胡适关于《学衡》的论述：“《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地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注：胡适：《文学革命运动》，《中国新文学大系 史料·索引》第20页。）“反对党”三字颇堪玩味，《学衡》是否有意担当“反对党”的角色，姑且不论。但“反对党”是否就意味“反现代”呢？梅光迪在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写给胡适的信中，指责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只不过是对媚俗的西方新潮流的摹仿罢了：“盖今之西洋诗界，若足下之张革命旗者，亦数见不鲜……大约皆足下俗话诗之流风，皆喜以‘前无古人後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到名士头衔以去焉……‘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注：参见胡适：《胡适留学日记（1916年7月30日：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杜春和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03页。）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胡适的批评不是由于自己对新观念和新事物的不理解。今天我们已有可能从正式出版了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读到梅光迪给胡适的信件的全部内容，而不是仅从胡适抽离脉络的引用中了解他的意思。在一九一六年三月十九日给胡适的信里，梅光迪说：“将来能稍输入西洋文学智识，而以新眼光评判固有文学，示将来者以津梁，于源足矣。……来书论宋元文学，甚启聋聩，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popular poetry,spoken language,etc)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耳。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第436页。）从这封信不难看出，即使他后来极不赞成胡适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但在胡适酝酿“文学”变革的早期，梅光迪自己就是一个热情的参与者。他声称之所以不轻易附和和认同一切“新潮流”，并非由于“守旧”，而是因为他"too sceptical,too indendent"（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第443页。）（在梅光迪的信中，原文即为英文，意思是“太过怀疑，也太过有主见”）。他在另一封信里说：“弟所以对于多数之‘新潮流’持怀疑态度者，正以自负过高（请恕之）不轻附和他人之故耳。”（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第450页。）。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胡适和梅光迪对待“新潮流”的态度孰对孰错，而是他们都将中国文学改革放在一个国际——尤其是欧美——的语境里来讨论，不管是文艺新潮还是民族文学。这种跨国际和跨语际的视野当然和晚清以来的社会和知识转型密不可分，任何对中国的论述已不再可能满足於单一的中国视角，而必须考虑到一个空间上更广阔、时间上更长远的，同时还在不断扩张的全球语境以及在这一语境下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它凸显了中国自晚清以来至今可能仍未完全解决的困境：如何在“被现代化”的过程中，既向西方学习，又能够抗拒西方以建立中国的主体性。由此牵扯的“文化认同”问题并不象人们惯常认为的“全盘西化”那样简单，它涉及到更加复杂的往来于东西方的“现代性”历史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