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的必然选择 长篇小说创作在世纪之交成为当代文坛关注的焦点，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作为一种文学体式，长篇小说在世纪之交的繁荣并占有着文坛的主导地位，是非常富于历史感的。这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二十世纪80年代，社会对文学的期望，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冲击性。人们需要文学来表现自己在政治上的呐喊冲动，而比较轻便的文学形式，如中短篇小说，则正好满足了这种政治冲动。中短篇小说在体式上具有灵活快捷的特点，能够迅速地提出社会问题，表达群众情绪。这就是为什么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那些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的作品，大多是中短篇小说。回想当年，《班主任》、《伤痕》、《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乔厂长上任记》、《人到中年》、《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等风靡一时，构成了中国文坛的亮丽风景。 但到了9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中短篇的体式而产生全国性的影响，这种在上一个十年层出不穷的文学现象，在90年代几乎绝迹。不用说我们前面提及的那些精神内涵相对单薄艺术品格相对幼稚，而仅仅属于某个历史瞬间的作品，即使是那些相当优秀并且有着广泛影响的中篇如《棋王》、《爸爸爸》、《红高粱》一类的作品，在90年代也是绝无仅有。与这种状况相对应的、是各种形式中短篇小说评奖的反响甚微，其影响力根本不能与当年那种轰轰烈烈的景象相比。这种现象使我们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在世纪之交，中短篇小说的生存空间已经非常狭小，已经历史性地失去了充分表演所需要的舞台。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长篇创作的繁荣景象，几乎所有有着较大影响的小说，都是长篇。长篇小说是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式（也许还有文化散文），正如中短篇小说是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式（也许还有朦胧诗）。 一种文学表达方式的选择，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作者的偶然选择。但如果人们进行更深入的考察就可以发现，表达方式的选择，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具有随意性，而是由时代总体的心理氛围情绪氛围决定的。作者选择什么方式来进行自我表现是随意的。但这种方式能否为时代接受，能否成为一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审美方式却不是随意的，而有着相当严谨的历史规定性。这种历史规定性作为一种潜在的力量，具有强烈的导向性，引导着作者沿着其暗示的方向进行努力。任何人想对抗这种潜在的力量，就将遭遇被冷遇的命运。所幸的是，大部分有才华的作家都凭着自身的审美本能，感受到了这种历史的潜在呼唤，并在其感召下作出了正确的审美选择。 那么，这种历史的规定性或者说潜在的引导力量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从社会心理来说，人们不再那样渴望文学以强烈的迅速的社会冲击性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情感，文学的政治使命，远不像上一个十年那样单纯而紧迫。同时，人们的心灵状态也不像以前那样平面化，而且有了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性。回想《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一类作品，作者对生活的理解是那样的简单、善与恶，是与非在作品中一目了然。对生活作出一元化的判断，只需简单的人物关系和简单的故事情节就够了，较小的篇幅容量完全可能胜任。但到了90年代，这种单纯性已经显露出了其幼稚的本相，完全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心理复杂化的需要。要表现更复杂的主题、要作出多元化的价值判断，需要更丰富的人物关系，更曲折的故事情节。对于这样的审美需求，较小的篇幅显然力不从心。时代需要的是具有精神丰厚性和内涵多元化的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摆脱从简单观念出发的虚拟的单纯性，对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多侧面性作出真实准确的把握。其次，从时间点位来说，世纪之交是一个回顾和总结的时代，需要一些反思性的作品来审视一个世纪的历史，而这种审视具有的丰厚性和多层次性，是其它文学体式所无力承担的。这种使命，也历史地落到了长篇小说身上。可以说，历史条件决定了世纪之交是长篇的时代。 一个时代有着属于自身的特定审美氛围，这种审美氛围绝不是由某几个人营造出来的，而是整个社会情绪在审美需求上的表现。我认为，每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审美方式，从来就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由这个时代的情绪基调所决定的。一个时代特定的生活方式，以及这种生活方式决定的总体文化氛围，对这个时代的审美方式选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作为特定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审美方式，绝对不是某几个天才人物艺术灵感偶然迸发的结果。恰恰相反，是那些天才人物捕捉到了时代的特定审美需求，并以自己的创造使它从历史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时代变化了，新的生活经验产生了，这种新的生活经验就要寻求新的审美表达。因此，时代的变化既是艺术形式流变的原始动因，又是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审美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世纪之交选择了长篇小说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性文学体式，是这个时代情绪氛围和心理氛围的必然结果，历史偶然地选择了某些作者执行着自身的必然使命。这就是为什么在90年代出现了一批影响广泛的长篇小说，一批著名的长篇小说作者，却没有像上一个十年那样产生一批著名的中短篇小说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