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产生了怎样的外在条件，使“纯文学”这一观念不但活下来，反而变得更有凝聚力了呢？我想，恰恰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来临，由于文化商品化和文学商品化的巨大压力，使文学写作不得不面对新的环境寻找新出路，于是一部分文化人和作家下了海，干脆做生意去了，也有的人以自己的写作投入到商业化大潮当中，比如把自己的批评当作一种谋利的手段，比如写商业化小说。但是有更多作家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决心抵抗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问题是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护身符、一个依托、一个孤岛，获得一种道德与精神的支持，那么这个护身符和依托就是“纯文学”。八十年代至今，“纯文学”的内部也有很多不同的流向，贾平凹、韩少功、王安忆、马原、余华、阎连科、阿来、韩东、朱文等等都是各各不同的；特别从写作风格上看，九十年代的写作也的确形成与八十年代不同的特色，形成新的文学景观。这引起很多批评家对此进行各种命名，企图说清这之间的区别，但他们忽略了，九十年代的写作分享着八十年代写作的同一观念，实际上，在九十年代汹涌澎湃的商业大潮中所坚持的，是八十年代形成的“纯文学”的文学理想。我认为今天敢于正视这一点非常重要。 九十年代“纯文学”写作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个人化写作”这个主张，极端者还干脆声明写作要“私人化”，说文学就是私人的事情，文学就是写自己。如果只作为某一种文学流派，或作为某一些作家特别的坚持，这样的写作主张也未尝不可。现在我所批评的，是为什么这种写作在九十年代被批评界评价这么高？熟悉文学界的人其实都知道，近十年的文学的产量是相当高的，即使是“纯文学”，各地、各界的写作构成的风景还是相当驳杂的，可是在媒体中，在文学刊物中，对“个人化”写作的批评和赞扬一时占据了最突出最显要的位置，并且把这种写作和市场经济的急剧发展相联系，说它是市场对写作的解放，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写作自由。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个人化”写作不仅是一种“新”的写作，而且和其他各类写作比较，它更和时代合拍，只有它才实现了真正的、也就是纯粹的写作。虽然“个人化”写作只不过是九十年代“纯文学”的一种形式，是其中的一个类型，但由于批评所给予的特殊荣誉地位，它对“纯文学”的整体生存和发展便有了特定的意义。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由于对“纯文学”的坚持，作家和批评家们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写作，没有和九十年代急剧变化的社会找到一种更适应的关系。虽然“纯文学”在抵制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文学很难适应今天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不能建立文学和社会的新的关系，以致九十年代的严肃文学（或非商业性文学）越来越不能被社会所关注，更不必说在有效地抵抗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侵蚀同时，还能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以文学独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不过，我觉得真正严重的是，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并没有指出这一问题，相反，批评家或者以“后现代”的名义赞扬、鼓动那些应和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写作，或者和作家一道慨叹“文学边缘化”啦、“知识分子边缘化”啦，然后更进一步论证“边缘化”怎样必要，怎样合理。我基本上不赞成这样的态度。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这么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当中国改革出现新的非常复杂和尖锐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发社会各个阶层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都在进行激烈的、充满激情的思考的时候，九十年代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介入到这些思考和激动当中，反而是陷入到“纯文学”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里，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越来越拒绝与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我愿意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一定是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当然这样说有一个缺点，就是忽略了一些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与社会变革同步，坚持以自己的写作对现实进行大胆干预的作家，比如八十年代就有张炜的《古船》，到九十年代，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酒国》、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李锐的《无风之树》、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等。但这些写作所代表的倾向在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中并不被看好，虽然也有批评家对这些作品进行了评论，但影响不是很大，何况其中有些评论依据的仍然是“纯文学”的观念和方法。 所以我觉得，九十年代在坚持“纯文学”这个问题上，固然作家们应该重新思索，有所批评和讨论，但是批评家们就更需要反省。我们不能不想一想：面对这么复杂的社会现实，这么复杂的新的问题，面对这么多与老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事情，纯文学却把它们排除在视野之外，没有强有力的回响，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抗议性和批判性，这到底有没有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就在九十年代，几乎与“纯文学”活跃的同时，中国出现了一批专做纪录片的电视人和电影人，他／她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没有资金，缺少设备，甚至自己生存都非常困难）下，拍摄了大量电视和电影纪录片，大约每年都有三四百甚至四五百部。这些片子的题材、视觉风格、制作方法都各各不同，五花八门，其中有很多激动人心的上佳作品，棒极了！不过这些纪录片最让我震动的，是它们和中国现实生活之间那种迷人的动态关系，那是决不能用我们又熟悉又反感的“反映”关系来描述的。这两年我到处呼吁中国在九十年代出现了一个“新纪录片运动”，希望大家都来注意并且支持这一运动。我想作家和批评家们是不是也能关心一下它，和这批相当寂寞的纪录片制作人来往来往，也许我们能学到不少东西。 摘自《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李静采访，《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