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陈映真的中篇小说《夜雾》（2000年4月1日完稿），使我想起一件往事。 1997年11月上旬，陈映真来北京出席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12日晨，我去友谊宾馆送行。时间还早，我们就聊起天。陈映真走到窗前，手拉着窗帘，望着北京初冬的太阳，沉默了一会儿，转身对我说：“在台北，每天早上睁开眼，打开电视机，翻开当天的报纸，就看见不少的人在胡说，什么‘台湾应该独立’，‘我不是中国人’等等。我很茫然！有时，我甚至疑惑这一切是不是在做梦，是不是真的！一个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生活在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竟然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实在想不通……”这是陈映真无比真诚的一个中国的情结。早在少年时代，读鲁迅的小说就使他深深地爱上了“我的”中国。多年来，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促统反独的论著。同时，他还用小说抒写这一个中国的情结。早年，他有《将军族》作代表，写了两个小人物的相知相爱而后殉情的故事。1999年，他又发表了《归乡》，写了一个从台湾流落到大陆的老兵和一个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老兵，诉说他们的归乡之路就是两岸统一之路。在《归乡》里，陈映真批判了一个鼓吹台独的人物张清。现在，在《夜雾》里，陈映真又向着台独势力举起他的匕首和投枪了。 《夜雾》——揭露和批判台独势力 陈映真的批判，首先指向鼓吹台独的民进党。 借着国民党特务李清皓的札记，《夜雾》揭露了民进党的分裂活动。“那些年，林家血案的祖孙公开发表，党外公然为之啸聚”。不久，“公开宣布蒋家此后再‘不能也不会竞选总统’。”再就是，“突然宣告成立了反对党，旋又爆发桃园机场闯关事件”。过去几十年“不计代价，一定要加以扑灭的不祥组党运动”，“竟然”“让它组成功了”。民进党的一个赵委员在一个电视节目里，声嘶力竭地叫嚷：“‘台湾、中国，一边一国’，他说这是历史现实，也是现状。而倘若国民党和共产党要联合起来，并吞了台湾……” 进而，小说又记录了这历史悲剧的另一幕。1988年3月，李登辉上台不久，民进党策划和发动了一次“国会全面改选大游行”。只见游行的场面中，“从E路上开进来一小队群众，拉着上写‘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白布条。队伍跟前，有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子，用绳索拴着一条小白猪，小白猪在人声中惊惶失措地窜，而小白猪身上被人用利器刮着‘中国猪’几个歪歪斜斜、渗着血丝的字。人群中传来笑声。小白猪‘呜呜’地叫。我听见了抑压亢奋的声音：‘台湾独立万岁！’” 我相信，陈映真落笔于此，心在泣血！面对台独势力的猖狂，他的忧愤是深广的。对“看客”人群的麻木，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夜雾》致力于揭露和批判台独势力。这不仅是指当年往日的“阴谋分子”“宣布组成政党”、“政府”、“最高最高的上头”又“放纵他们”；也不仅是指那些年，“因K市事件判了刑，在监执行的一些人，政府把他们分批释放、假释了”，而组织“爱国先锋队”的退伍的单少校，主张“清君侧”，要清除掉“最高最高的上头”身边的台独势力，却被政府判了死刑；更主要的是，陈映真通过李清皓的札记，揭露和批判了李登辉时代，当局对台独的纵容和姑息，以及当局与台独势力的同流合污： 一个二十多年前被布建在大学里的特务N教授，穿着笔挺的西装，在电视上讲他的真心：“台湾今日的民主化，是几代人对抗独裁政权、前仆后继，不惜破身亡家的结果。” 蒋家王朝时期的特务，按李清皓的说法，“少说也有十几二十万人”，他们“已经各自秘密地成为他们的人了”，成为李登辉旗下的台独势力的人了。“十几二十万人在茫茫人海中四处飘浮。他们平常都像赵委员、N教授，都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脸孔。” 小说还进一步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李登辉下台以后的台湾新当局。“冬天过去，接着是一连几个月，新总统的选情不断翻搅，直至尘埃落定”。这时，国民党丢了政权，民进党成了执政党，整个特务机关里的“工作情绪，上上下下，一片错愕与混乱。”那个提携了李清皓的丁秘书丁士魁，身体不佳，前列腺的毛病弄得他困苦不堪，开始认真盘算退休，到美国东部投靠儿子了。忽然，有一天，他一个早期的学生，“现在在政府中央的局级安全机关工作的许处长”给他来了电话，告诉他，“新政府”指定自己“找几个老同志商议商议”，自己已经荐举了老师，“提到中央来，……一道把工作承担起来”。丁士魁的“心脏不由得欣快地跳动起来”，“喜意”再也难以压抑。 据国民党时期的特务机关的一项调查，在律师、医师、会计师之中，台独思想比较普遍。小说里，陈映真痛心疾首地描写了李清皓听到游行队伍中人群的笑声和口号声时的心声：“那时候，我第一次觉得外省人的自己，已经在台湾成为被憎恨、拒绝、孤立而无从自保的人。我想起了一家‘地下电台’里有一个人说，他是外省人第二代。他去他老爸在东北的老家，人家请他在炕上吃酸菜火锅，‘又脏又臭，叫人恶心’。他于是说，他对大陆完全没有感情。‘我里里外外是个台湾人了！’”小说还写道，有一个台湾人用台语说，他反对“一个‘几拿’政策”，“问了别人，才知道人家把中国都叫‘支那’了。”于是，李清皓“感到一阵突出其来的、空虚的、深渊似的恐惧”。基于此，陈映真以十分忧愤的心情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即，在当前关乎台湾前途的统、独生死斗争中，还有一部分暂时还看不清形势的、一时还受蒙蔽的老百姓，急需教育他们警醒过来！即使是对“十几、二十”万的特务，“如今倒向他们的都倒向了他们”，陈映真也同样感到深深的隐忧。这正是一个身为思想家和战士的小说家十分难能可贵的人格和襟怀。早年陈映真因为读毛选、读鲁迅，被蒋家王朝的特务机关抓到集中营里关了七年多。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中，又被陷害为“危险分子”而遭致6小时的拘押后取保候审。他当然痛恨这特务机关。可是，现在，当台湾岛上，一个时代结束，民族分裂、国家分裂的危机日益加重的时候，陈映真又以民族和国家大义为重，表现出对这“十几、二十万人”的忧虑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