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16日—8月21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江苏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台湾新文学思潮(1947-1949)研讨会”在苏州大学召开。应邀出席会议的60多位代表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日本。台湾代表团由著名作家陈映真、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吕正惠率领，成员有淡江大学教授施淑、中央大学教授李瑞腾、资深文艺评论家孙达人、诗人施善继、作家蓝博洲、学者曾健民、以及8位年轻的博士生。旅日学者朱实、旅美学者叶芸芸、美籍华人作家刘诞丽和4位日本友人山田敬三、上村优美、丸川哲史、横地刚也远道赴会。参加会议的大陆学者多为这一领域里的学科带头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金坚范致开幕词后，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秦志法代表省委常委、部长任彦申作了重要讲话。 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台湾《新生报》副刊《桥》上，发生过一场关于台湾新文学的热烈争论，涉及到台湾新文学发展中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对台湾新文学的重建倾注了满腔热情。论争的各方无论持何种见解，但总的思想基础有二：第一、在一般的文学倾向上，它是主张现实主义的；第二、在有关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的根本问题上，它明确地辩证地不容置疑地表达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的思想。不幸的是，这场论争惨遭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镇压而夭折。岁月流逝，史料尘封，后来者渐渐将它遗忘了。先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箝制，人们无缘重读史册。80年代后，拥泵“台独”的某些人掌握了这些资料，却秘而不宣，企图湮没这段史实，可又按捺不住篡改历史的野心。一些渴望统一的有心之士从中发现了蛛丝蚂迹，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从故纸堆中发掘出这批珍贵的史料。 到会的代表们从各种角度对这些史料进行了学术研讨，一致认为它们无论是对填补台湾文学研究中这一历史阶段的空白，还是为撰写一部科学的台湾新文学史，都有重大的价值。尤其是它们证明了，台湾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几乎每一步都是与祖国新文学息息相通的，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有力地驳斥了当前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中台独分子的种种谬论，对打击台独派的气焰，维护祖国统一，将产生相当的促进作用。 研讨会分四个专题进行了专场研究。三十多位代表宣读了他们的论文，还有些作了即席发言，就1947-1949年台湾文学论争展开讨论，对论争的性质、内容、背景、影响、参与者、及其与“五四”新文学的渊源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解剖、分析，凸现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的重要意义。 第一场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关于《桥》论争的总评价”。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陈辽研究员率先发言，对论争中的三个重大问题予以评议，以揭示这场文学论争所包孕的价值和意义。这三大问题分别是：一、既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专制和腐败，又坚决维护台湾与中国的一体性；二、肯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但承认台湾文学有其特殊性；三、反对日本奴化教育和奴才文学，但是坚持把日本统治者与日本进步文化人士严格区别。他指出：“在1947-1949年的台湾文学论争中上述三大问题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这三大问题的论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眼前发生在台湾的统独之争，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之争，‘皇民文学’之争，仍然使我们感受到1947-1949台湾文学论争中的理论威力和真理之声。” 福建省社科院刘登翰研究员强调了论争的三个背景：第一，二战后台湾的回归，使台湾文学确认了归属，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是处于这一历史转折期的台湾必须回答的。这是历史对现实的诘问。因此，这场讨论的发起，实质上也可以说是为历史所推动的。其二，两岸文学的汇流。不仅是省内作家和省外作家的共同参与，更是两岸作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学经验的共同参与，是在振兴和重建台湾文化这一大背景下对文学重建这一论题，以整合两岸文学历史与经验所作的回答与阐发。其三，进步文艺力量活跃。1948年前后，忙于应付前方战事的国民党当局，无暇太多顾及台湾的这场讨论，从而给它留出了一个“空隙”。总之，《桥》的这场讨论，自始至终都在中国社会历史转折的大格局之中，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这场讨论的历史警示意义，它对两种倾向——否认台湾文学的中国归属和忽视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的反对和批评，都已为台湾文学的发展事实和今天台湾社会的文学现实所证明，是正确而有预见性的。 郑州大学教授樊洛平由衷地钦佩这场关于台湾文学重建的讨论，以不畏强权、追求真理、坚持文学独立价值与探索的不屈姿态，为政治黯淡年代带来最初的曙光。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博士生上村优美从光复期台湾作家语言转换的角度，阐述了这场论争的收获和意义。日本九洲大学教授山田敬三则介绍了日本的台湾文化、文学研究现状。 接着进行的是关于《桥》论争的专题研究。首先发言的是安徽大学教授王宗法。他认为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桥》的努力卓有成效地达成了两个带有全局性的重要目标：用进步的、革命的文学清除皇民文学的流毒，占领文学阵地；以团结、统一的理念，澄清文艺思想，端正文学方向。不言而喻，这两点成就给当时的文坛点燃了一盏指路明灯，而且给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重大而深远。旅美学者叶芸芸女士探讨了论争中的一个议题——个人伤感主义。她在其父搜集、保存资料并研究的基础上，对“二·二八”前后的创作做了比较，重申为“堂堂正正地当一个中国的台湾人而骄傲”的信念。施淑教授认为台湾数度被殖民的历史，充满了断层、销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桥》的这场争论是“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及其精神在台湾再出发的珍贵收获”。江苏社科院副研究员刘红林着重指出：这场论争的参与者们各执己见，据理力争，无论其意见正确与否，论据是否充分，都有一个不容质疑的大前提，这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武汉大学教授曾庆元则分析了论争中的一些理论偏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