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在台湾发生了一场有关台湾文学问题的论争。组织这场论争的是台湾《新生报》副刊《桥》的主编歌雷，《中华日报》副刊《海风》也参预了这场论争。台湾中央社对这一论争也发了消息。这场论争持续的时间之长——一年零三个月；参加论争的人数之多——写文章和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达五十多人次；论争的问题之广——有关台湾文学的诸种问题几乎都涉及了；理论水平之高——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可与中国内地文学问题论争的理论水平相比并；意义之深远——直到现在，所论争的问题仍有现实意义；都是台湾文学史上所不曾有过的。然而，这场文学论争，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武力镇压而于1949年4月中断。其后，论争的史料被湮没了几近半个世纪。近年来，“台独”势力又有意歪曲这场文学论争以欺骗读者。于是，即使是台湾的文学界也极少有人知道这场文学论争的真相。而内地近几年出版的台湾文学史则因缺乏资料，全都不曾提及这场文学论争，这是很遗憾的。我们十分感谢陈映真、曾健民两先生，在“几位渴望新的光与热的年轻人”的支持和“辛勤追寻”下，他们“从阴暗的书库、从腐损的报纸、从糊暗的微卷、从逐字手抄中”（见曾健民为《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写的《序二》），终于把这场文学论争的全部资料发掘了出来，由陈映真、曾健民主编，于1999年9月以《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的书名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这是台湾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石家驹先生在《一场被遮蔽的文学论争》（《序一》）中对这场文学论争作了较好的概括和介绍。我则想在这篇文章中对论争中的三个重大问题予以评议，以揭示这场文学论争所包孕的价值和意义。 一、既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专制和腐败，又坚决维护台湾与中国的一体性 当《新生报》副刊主编歌雷于1947年11月组织台湾新文学问题讨论时，国民党当局野蛮镇压台湾民众的“二·二八”大屠杀过去才不过九个月。当时，台湾民众中的绝大多数无不痛恨和渴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台湾地区内的极少数人以廖文毅为头头正勾结美、日帝国主义鼓吹“台湾独立”，而美国国务院里以杜勒斯为代表，则妄图对台湾搞“国际托管”。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台湾文学问题必须首先明确台湾与祖国的关系问题。极其难得的是，参加这场文学论争的各位先生，一方面以明确无误的语言，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要求写作自由，另一方面则坚决维护台湾与中国的一体性，不可分离性。杨风在《新时代、新课题——台湾新文艺运动应走的路向》（本文中的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一文中，揭露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说实话，在月（日）前一个忠实的文艺工作者，因自己的文章而肇所谓‘笔祸’的事，常常都听得到，更有许多进步的文艺作品被禁，被检被扣等事。这不但缩小了文艺工作者自己的生存空间，捆缚住了他们的手脚，封闭了他们的口。更阻碍了整个文艺运动的发展。”为要展开台湾的新文艺运动，他要求国民党政府当局“放大写著的空间”；“文艺工作者自身应不断的向当局争取我们写著的自由”。国民党政府专制、反动，应该以民主、自由的政权取代之，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绝不允许搞“台湾独立”和所谓“托管”。最早发表《台湾新文学的建设》、引发这场文学论争的欧阳明（蓝明谷）说：“现在，台湾既然（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台湾各方面的建设无论军事国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也是新中国建设的一部分，绝不可以任何借口粉饰而片面分离，台湾新文学的建设问题也是如此”。台湾著名作家杨逵在《“台湾文学”问答》中斩钉截铁地说：“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没有对立。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不能对立。存在的只是一条未填完的沟。如其台湾的托管派或是日本派、美国派得独树其帜，而生产他们的文学的话，这才是对立的。”吴阿文在《略论台湾新文学建设诸问题》中明确反对“‘台湾独立’与‘托管’等的不正思想”，他说：“台湾究竟能不能独立呢？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地理上、血缘上、民族问题上说，断然是不能够的。台湾已是中国的一部份，想与祖国脱离是完全不对的，是完全错误的。”至于“托管”，吴阿文斥为“这个名词，就是‘变型的殖民地奴隶思想’的代名词”，“托管”思想“是民族败类才有的思想，是奴隶才有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台湾人民所绝对反对的。” 如今离这场台湾文学论争已有五十多年，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依然反动、腐败如故。（按：国民党政权已于2000年3月倒台）于是，“台独”分子便鼓吹“台湾独立”，主张搞“台独文学”。其实，正如五十多年前参加这场文学论争的所有先生们所正确表示的，国民党当局的专制、黑暗，必须反对，可以民主、自由的政权代替它，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是“台独”还是“托管”都是极其荒谬的，都是台湾人民所绝对反对的。怎么能因为国民党当局的反动、腐败便要走上“台独”的邪路呢？参加这场文学论争的各位先生在台湾与祖国关系问题上的毫不含糊的明确态度，至今仍使中国内地和台湾的所有中国人肃然为之动容！ 二、肯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但承认台湾文学有其特殊性 基于对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认识，参加论争的各位先生都对台湾文学定了位，他们的说法虽有不同，但是共识却只有一个，即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 欧阳明的说法是：“建设台湾新文学，也即是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一部份。所以，台湾的文学工作者根本也就是中国新文学工作者的一支战斗队伍，他所负的使命所向的目标正与中国新文学运动者统一的。”（《台湾新文学的建设》） 杨逵的说法是：“我由衷的向爱国忧民的工作同（？者）呼喊，消灭省内外的隔阂，共同来再建，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之一环的台湾新文学。”（《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 林曙光的说法是：“台湾新文学运动是直接或间接受我国五四运动影响而产生，而发展的。所以不脱离我国五四文艺运动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我国五四运动影响而产生而发展》），“今日的‘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湾的文学使其成为中国文学’才对。”（《台湾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还有其他一些说法，不一一列举，但都肯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本来说的是事实。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分支，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即使是后来成了台独分子、在这场文学论争中也写过两篇文章的彭明敏，当时对此也没有任何异议。 一地域、一地区的文学各有其特殊性，是客观存在。在这场文学论争中，关于台湾文学的特殊性问题，则是言人人殊，各抒己见。在歌雷看来，“台湾文学今日所有的特殊性大略有几种”：一是“台湾作者所用的文字除日文外，所用的中文的语文，仍是停留在五四时代，或许更早於五四时代的语文法”；二是“日本统治了台湾五十一年，这五十一年中，文学上渗进日本语文与台湾所有的一种乡土中所变化的俗语与口语的语文”；以上两点都和台湾文学的语言文字有关。三是台湾作品“带有浓厚的个人的感伤主义与低沉的气氛”；四是“台湾作家的成功作品大都保有一个最强烈的共通点，就是民间的文艺形式与现实化”（《关於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及其应有的三种努力》）。杨逵也说：“回顾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过去，我们可以发现到的特殊性倒是语言上的问题。”（《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陈大禹则认为，台湾文学的特殊性，除了“语文传达技术的表现方面”外，“还有若干思想内容异同的特殊性”，“所以，我们现阶段的实际工作，是适应这些特殊性而建立台湾新文学，使台湾文化与国内文化早日异途同归”（《从特性的适应里创造出无特殊性的境地》）。籁亮的看法是：“‘澎湖沟’这一个特殊性，除了傻子以外无人可否认的”，“这里躺着可恶的‘澎湖沟’——五十年的距离——这就是台湾新文学的立场——特殊性。”（《关於台湾新文学的两个问题》）吴阿文则认为，日帝统治台湾五十一年所留下的“资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封建文化”，台湾光复后国民党统治“在这种文化上面又再加上带有‘官僚性格’与‘买办性格’的半奴隶文化”，“这两种文化所融合起来的就是‘原始的妓女文化’。这种‘原始的妓女文化’是产生於这个台湾的‘特殊性’上面的”（《略论台湾新文学建设诸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