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的叙述环境中，许多作家在建构或解构的叙述中走入先锋、新写实或新历史，作家对叙事的痴迷、对众生相的冷漠叙写以及对历史的客观化叙述替代了对自我灵魂的逼视与拷问。然而，张炜丝毫不回避当代中国人尚未解决的诸多精神层面的问题，从正面逼视人的灵魂、道德、善与恶。他将自己寻求真理与艺术的灵魂放置在本文中，本文即是他的精神家园。这一精神家园不具备彼岸世界的祥和与宁静，而是他灵魂挣扎、奋击、搏斗的阵地。他在叙事的宏大语境之中喃喃自语着抒情性的文字，这种文字蕴含了古典主义纯洁与崇高的激情。于是，张炜成为一个坚忍的守望者。本文所要追问的是：张炜在本文世界中到底守望着什么？ 一 对启蒙主义的误读、认同、犹疑与反动 启蒙主义是“五四”以来最为常用的文学批评术语之一。启蒙大众，开启民智，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最根本的动力。启蒙他人，尤其是非智识阶层，似乎成为中国文人的神圣使命。承继这一文学传统，80年代初中期，中国作家们仍然自信地以政治话语解释现实，试图从思想上完成对民众的启蒙与教育。张炜在坚守这一理性精神的同时，又表现出他对这一理性启蒙的复杂心态。因此，分析张炜创作的这一理性特质不仅必要，而且成为解读张炜小说的一个契合点。 理想主义对启蒙的误读 70年代末，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们开始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村级的各种集体活动大为减少，没有了宣传队的各种文艺演出，整个乡村从充满激情的一大二公、学大寨、大锅饭之中清醒过来，恢复了平静的日常农事生活。尽管这些改变让人们获得了物质上的利益，但是对于接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精力旺盛的一代青年来说，精神上某种程度的失落在所难免。于是，张炜在发现这种社会现状的同时，确证了自己启蒙者的地位。此时，启蒙者仍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尽管代言的内容由50年代的政治、阶级、革命转换成思想、自由、知识等，但思想空泛又无行动能力的启蒙者是苍白懦弱的，他并未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思维，也不可能激发启蒙对象自身真正的认识能力。如《猎伴》中虚写农村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实写年轻人在这一时代语境中激情的失落和失落之后的空虚，政治／信仰激励下的精神充盈和青春活力已经如昨日黄花般萎谢。“我”作为启蒙主义者出现，面对农村平淡而缺乏理想主义的现实，鼓励老碾复归理想。往昔的理想是否能够再成为现实中的理想，作者没有去思考，他只是确信自己启蒙主义的超越。在《山楂林》中，作家已隐约感到现代文明对古老乡村文化的冲撞，尤其是现代工业对乡村环境的毁灭性破坏。但作者仍然是积极的，莫凡期待着阿队成为现代文明人，而阿队似乎在否定古凿爷爷的宿命观之后把握了自己的命运。实质上，阿队并没有真正弄清自己的个人能力和所处的社会历史地位。 启蒙主义的目的在于开发蒙昧，使个体解除身心的禁锢，走向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使人成为自为而有力量的人。尽管张炜早期本文创作的启蒙目的明确无疑地指向传播知识、教育大众，但却疏离了启蒙最主要的目标——启迪理性，激发启蒙对象对理性的认识和使用。张炜在《老碾》和《猎伴》中，都是用高蹈的理想和信仰唤醒被启蒙者对未来生活的激情与向往，而不是促使启蒙对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落后的文化地位和尚不富裕的经济生活。在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老碾该怎样生存下去？阿队又如何才能走出乡村？对于作者与启蒙对象来说，这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带着对信仰与理想的感伤情绪，张炜在将笔触伸入乡村、实践启蒙策略时，恰恰陷入了对乡村现实的回避和误读。启蒙理性指向一种与信仰、理想相对立的认知主体的挺立。张炜并没有用启蒙者的眼光去发现80年代初中国乡村新的认知主体，而这一主体必须是清醒面对现实生存，使用自己的理智与判断，解决自己的一切问题（既包括物质，也包括精神）的人。正如康德所说：“启蒙是人摆脱自己所造成的不成熟状态的出路所在。所谓不成熟亦即在没有其他人指导的情况下就不会使用自己的理智，如果其原因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而是由于缺少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勇气和决心，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造成的。Sapere ande（敢于思考）！勇敢地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注：康德：《什么是启蒙——关于历史和哲学的论文》，哥廷根，1985年德文版，第55页。）由此可见，张炜早期启蒙大众的目的因其理想主义的话语阐释而显示出非理性精神。究其原因，中国知识分子在与政治专制告别之后，并未立即投入对现实生活具体而明晰的言说，而是以理想／信仰的启蒙代替对人的主体认识能力的发现，产生了对启蒙主义的误读。实质上，知识分子无法回避世俗化进程，知识分子进入现实存在的世俗化过程，即是以向下看的方式疏离理想主义的信仰，并通过对世俗化的体认，激发自我与他者的认识能力，真正达到对存在的认知。 个体对科技理性和世俗化倾向的确认和犹疑 《一潭清水》标志张炜主体性思维的觉醒，此后他构建起了自己的启蒙理性。张炜非但隐遁了知识分子的话语阐释权，终结对民间蒙昧的理想主义启蒙，而且以独特的思维向度，对启蒙所张扬的科技理性和世俗化倾向提出了质疑。《一潭清水》中，老六哥虽然迫于传统仁义的压力，不敢理直气壮地维护个人私利，但他通过农民式的行为，承认了物欲的满足远远高于对传统人情之美的认同。在《秋雨说葡萄》、《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中，张炜贴近农村现实苦难，表现了被欺压的弱者主体精神的觉醒。但作为一个守望者，张炜的叙述视野很少聚焦于人的认识和创造能力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变革性发展，他的叙事动力来自于对现代性进程中当代中国人精神降解的言说，于是老六哥对正当欲望的维护显得底气不足，而传统人性人情以无所作为的仁义方式赢得了作家的深切同情。《古船》中，隋不召、李知常一类人物以其生命的现代性追求，部分地体现了对科技理性和现代工业文明的自觉意识。但是，科技并未成为理性之光深入民间，仅仅是作为一种新奇的事物刺激着人们麻木的精神世界。在本文中，隋不召最后舍己救人的壮举远远超过了科技发明给大众带来的震惊，巨大葬礼的深刻寓意也比其独特的生命方式更加深入人心。科技理性对大众的启蒙无可奈何地陷入尴尬境地，几个人对科技的痴迷，并未促成群体对知识的自觉意识，增强人认识自身和他者的自由意志；相反，隋不召舍生取义的生命终结却获取了传统的最高认可。同样，隋见素本就是启蒙思想中自我保存、自保自利、趋乐避苦的“自然法则”最好的阐释者，他的精明、干练和功利性都有助于实践自我欲望，获得世俗性的成功，从而在世俗生活的快乐中维护人的现世权利。但是隋见素受到传统道义、信仰以及更高的形而上道德观念的逼压，他背上了“不义”的重负，终于患了绝症，最后只能回归传统，在传统的纯净之气中寻找解救之法。隋不召和隋见素是两个最有可能实践启蒙主义的科技理性和世俗化倾向的人物，但他们最终没有完成自身启蒙主体的建构，反而被传统消解于无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