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01)01-0091-06 作家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最佳职业性选择便是构筑属于自己心灵体验的作品，而其对话前提便是它们各自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表达某种神秘的境界。换言之，艺术家以艺术符号的组合参与对这个默默丰盈着的宇宙人生的意义解读。那些自称拒绝意义的作家其实是参透了造化的把戏的，他们作品表达着的一切智性因素往往有着更为丰富的暗示性，无意义或许就是一种无法用现存语码解读的一种意义。千万别轻信那些只信仰叙述圈套的作家与批评家，因为正如卡西尔所指出，人是符号化的动物，无论人们以怎样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于文学中，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符号化这一关键之点是永远不能打破的。形式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文学性”本身或许正表征着人的符号化这一基本的书写信念。关键不是逃离文化的人文意义，而是关注人是如何被编码以及后来又怎样去企图解码的。正是如此，所以当我面对陈忠实这部被人誉为史诗般的作品《白鹿原》的时候，我的一个最初也是最顽强的意念便是想追索这部貌似厚实的文本所要表达出来的人文意义，或者说，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究竟表达了一些什么，从文本叙述结构网络中浮现出来的人文意义到底指向何方？ 《白鹿原》讲述的故事以及基本的情节框架其实非常简单：作品讲了白、鹿两个家族及其儿女们在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的乖舛命运，其基本情节始终以异常鲜明的对比性结构了各种人物的崇高与卑鄙，幸运与不幸，进而表达了一个基本信念或主题：在世事变易中的白嘉轩式的人格的恒定，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传统儒家文化的恒定。 《白鹿原》塑造了较多的人物形象，有些形象确乎略有闪光之处，叙述者通过对于这些芸芸众生中的几个还不算平凡的人物的性格勾勒，意欲把握人物性格心理结构中文化积淀以及难以言说的扑朔迷离的命运。而无疑地，白嘉轩这一人格形象在其文化本性上与朱先生一起构成叙述者笔下的理想文化人格。如果说朱先生表达了叙事人极力凸现的“白鹿精魂”的理念层面，那么白嘉轩便是朱先生“仁义”观念的实践者，亦即叙事人着力理想化的“白鹿精魂”的实践意志层面的执行者。白嘉轩家的门楼上，镶嵌有朱先生亲手题写的“耕读传家”墨宝，这显然表示了朱先生对于白氏家族寄予厚望的文化命脉所在，因而它体现了朱先生对于人格理想的殷切期待。“耕”者，意指守住黄土地集结而成的坡塬，自食其力；“读”者，意指默诵圣经贤传，明事理，辨是非，修心养性。而只有两者结合才能使家世生生不息，获得乡人的赞誉。这就是“耕读传家”的基本喻义。因此，严格地说，《白鹿原》只是塑造了一种文化人格理想，白嘉轩与朱先生各自都不是叙事人意欲建构的完整理想人格，而是理想人格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叙述者在他俩身上投注了最大的激情，也给予了最大的重振民族的希望。 如上所言，白嘉轩是叙述者笔下理想文化意念的忠诚执行者。作为“仁义白鹿村”的族长，他的一生完成了叙述者赋予他的意志使命：在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成立的近半个世纪里，他是仁义白鹿村的实际统治者。小说为了表达他的不同寻常，开篇第一句即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是一种典型的马尔克斯式的开篇写法，《百年孤独》肯定给陈忠实留下了深刻印像。但是，令他“豪壮”的事情在整部文本后面似乎并没有太多照应，不像马尔克斯那样使用得玄秘而繁复。但无论如何，这个开头仍然是成功的，它在文本中至少起到了如下两重作用：一方面，它为文本较为宏大的历史跨度渲染了一种大气磅礴的氛围，另一方面它为白嘉轩从一开始就找到了一种雄性能量释放的途径。就在这途中，白嘉轩成了传统文化思想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真实履行者，女人以及婚姻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在男权文化的统摄下没有任何个体以及人性的意义。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说，“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第一章）对此白嘉轩没有表示什么抗议，一切都依长辈的意志行事。白嘉轩在跟几位女人短促生活及交媾之后，女人都相继离他而去，而且都带着对他颇富传奇性的阳具的恐惧。待到第六位女人胡氏死后，“嘉轩完全绝望了。冷先生开导他说：‘兄弟，请个阴阳先生来看看宅基和祖坟，看看哪儿出了毛病，请阴阳先生给禳治禳治……’”（第一章）就这样，在那些阴阳术数的暗示下，一股神秘的力量突然进入他的视野，使他在大雪冰封的原野上灵性地发现了那片白鹿显灵的慢坡地——他的一切发家的机遇随即都接踵而至了。叙述者在白嘉轩这尊朴实的人格神身上投入了太多的偶然性因素，而这种偶然又如此必然地促使他成了白鹿村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 白嘉轩一生力行着两个内涵相通的信念：“耕读传家”与“学为好人”。何谓“好人”？这在白嘉轩眼里就是看他是否遵循祖传的“耕读传家”的家训，是否遵守朱先生给白鹿村拟定的《乡约》。所以白灵尽管是嘉轩的掌上明珠，但因她参加学生运动，不好好念书，故仍不属“好人”；黑娃作为激进的农协会员，为贫苦人出了一口恶气，但依然不是“好人”，只有当他后来幡然醒悟，以修身养性为第一要事，才能算是“学为好人”，并获得朱先生与白嘉轩的极力称赞。朱先生拟就的《乡约》原是针对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而发的。“没有了皇帝的日子怎么过？”是当时下层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随着皇权的崩溃，原有的价值体系必然遭到这样那样的冲击，为了即时防止可能出现的价值悬空，朱先生遂拟写了《乡约》。它的内容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在村中塾师徐先生看来，这是“治本之道”。白嘉轩得到这份《乡约》如获至宝，便迫不及待地组织村民念读，并且镌刻于祠堂门口，与祠堂内“仁义白鹿村”那方石碑交相辉映。徐先生曾经宣誓他到白鹿村任塾师的唯一目的便是要村中顽童个个明了“仁义”之意，长大成为“仁义”之人。而这，其实也是白嘉轩矢志不渝的人生价值目标。他之所以在后来的岁月中严守乡规民约，其目的便是让人成为“仁义”的“好人”。而“仁义”，在《乡约》与小说中都具有明晰的所指，这就是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的价值核心所在。正是由于白嘉轩等人对于这种价值观念的绝对维护，因而在文本的总体风貌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幅动静分明的浮雕式剪影：变幻莫测的是人间世事，静默凝固与威严耸立的是白嘉轩式的人格。换言之，小说中所有人物大都沉浮不定，首尾不一，只有白嘉轩的人格不变，信念不变，他的似乎与生俱来的权威性地位不变。一定的人格心理结构对应着一定的文化构成。白嘉轩以他恒定的人格魅力颇富声色地阐释着朱先生信守不渝的儒家文化要义，展示着传统文化历史性生成的可能语境及其全部现实价值。他与朱先生一道成为“黄土地”精神哲学的典范——具象化为“白鹿精魂”的那个东西。叙事人对于这种“白鹿精魂”肯定性的透彻表现，表明他意欲认同一种与此相应的文化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