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与手法 人生的意义本来不在它的故事，在于渲染这故事的手法。 ——废名《桥·故事》 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 ——何其芳 “故事”在中国始终没有间断的叙事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传统小说更准确的定义可能正是“故事”。“故事”的本体性也因此不仅主宰和支配了中国读者的阅读心理，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对诸如“生存”、“真实”、“意义”等等基本理念的理解。《红楼梦》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对“真”与“假”的辩证其实正隐含了“真实”与“故事”相反相成的内在关系。在“故事”与“真实”的互动中，最具可能的是“故事”最终取代了“真实”的位置，从而消解了“真实”的理念在国人心理中的重要性。于是一切都有可能成为故事而被讲述，真实则在一次次的讲述之中被越来越推远。人们也渐渐更习惯把真实置于一定的距离中去对待去审视，直至成为故事，成为鉴赏和玩味的对象。如果说在中国早期的《山海经》的记载中，神话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是被当作上古的真实来看待的，那么到了后来的《神异志》中，真实已然渐渐演化为古人幻想的材料。六朝时的“志怪”和“志异”在时人的眼中，与其说是真实，不如说是故事。“故事”的线索就这样源远流长地流贯于中国几千年的叙事传统中，直到20世纪初叶输入了西方现实主义所谓“真实”的理念。 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废名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异类。他的长篇小说《桥》正是这种“异”的表征。这种“异”表现在他并没有受到多少“写实”“浪漫”等异域文学范畴的影响，甚至也摆脱了传统小说中“故事”观念的圈囿，废名确乎走的是另外一条使文坛感到陌生的路径，刘西渭就称“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很少一位象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遂乃具有强烈的个性，不和时代为伍，自有他永生的角落。成为少数人流连往返的桃源”（注：刘西渭《〈画梦录〉——何其芳先生作》、《李健吾批评文集》第132页，郭宏安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鹤西则称赞《桥》说：“一本小说而这样写，在我看来是一种创格。”（注：鹤西《谈〈桥〉与〈莫须有先生传〉》，《文学杂志》1937年8月1日第1卷第4期。）朱光潜把《桥》称为“破天荒”的作品：“它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而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这种文章。它丢开一切浮面的事态与粗浅的逻辑而直没入心灵深处，颇类似普鲁斯特与伍而夫夫人，而实在这些近代小说家对于废名先生到现在都还是陌生的。《桥》有所脱化而却无所依傍，它的体裁和风格都不愧为废名先生的特创。”（注：孟实《桥》，《文学杂志》1937年7月1日第1卷第3期。）《桥》之所以是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的文章，朱光潜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摒弃了传统小说中的故事逻辑，“实在并不是一部故事书”。当时的评论大都认为“读者从本书所得的印象，有时象读一首诗，有时象看一幅画，很少的时候觉得是在‘听故事’”（注：灌婴《桥》，《新月》1932年2月1日第4卷第5期。）。正象《桥》中说的那样：“人生的意义本来不在它的故事，在于渲染这故事的手法”，因此，“故事”的重要性退居到次要地位，而“手法”则上升到小说历史的前台，从而标志了一种现代作家的艺术自觉。这意味着表现和技巧是废名更敏感和更迷恋的层面。在废名这里，怎样传达世界确乎远比世界是怎样的更有意味，“渲染这故事的手法”是他的核心性的问题。这就使他的《桥》给关注小说形式研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本。 形式诗学的关注视野正侧重于所谓的“手法”——传达这一层面，而如何传达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关涉的是语言问题。这就有可能使语言成为解析《桥》的中心论题之一。从语言和手法的角度切入《桥》的世界，可能会渐渐展示出一个现代文学中尚未充分触及的视野。 心象小说 搜求于象，心入于境 ——王昌龄 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 ——王国维 《桥》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观念小说？这些类型学式的概括恐怕都有合理的成分，但这种概括方式是试图把单个文本纳入某种类型化的体式和规范中去界定该文本所表现出的共性品格，从而或多或少会替代对单篇文本独特之处的研究。因此，悬置起类型学的视界，而首先从微观诗学的层面进入对文本的具体研讨，是可以选择的一条路径。 倘若从微观诗学的角度去凸显《桥》所独有的“这一个”的品格，那么，一个更有效更具生长性的范畴也许是“心象小说”。 《桥》最初问世的时候，评论者就试图为这部创格的小说寻求定位。当时更多的人从诗化和散文化小说的层面来界定《桥》，称“这本书里诗的成分多于小说的成分”，“如以小说论本书，便不免有许多缺点，但读者如当它是一本散文集，便不失为可爱的书，从其中可以发见许多零星的诗意”（注：灌婴《桥》，《新月》1932年2月1日第4卷第5期。）。鹤西则把《桥》的创格，归因为“废名兄也到底还是诗人”，称《桥》“表现着作者的许多意境”（注：鹤西《谈〈桥〉与〈莫须有先生传〉》，《文学杂志》1937年8月1日第1卷第4期。）。周作人为《桥》写的序中是把它作为小说来看的，但当他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时，却选了《桥》中的六章。在导言中周作人这样说明理由：“废名所作本来是小说，但是我看这可以当小品散文读，不，不但是可以，或者这样更觉得有意味亦未可知。”对《桥》的诗化和散文化的定位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这种共识也使《桥》汇入了小说“小品散文化”的流向之中。穆木天称现代中国文坛的这种“小说之随笔化”“好象是同近来的幽默小品、心境随笔之发达，相连系着的”，并且称“散文则是闲逸而散漫的，在大部分的场合近于诗，是诗之散文化”（注：穆木天《小说之随笔化》，《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18日。）。废名的《桥》在一定意义上说堪称是小说的诗化与散文化的始作俑者之一。但以诗化或散文化来定位《桥》虽不失准确，却失之笼统。它无法具体说明《桥》的诗化特征是怎样生成的，也无法说明《桥》与其它诗化小说又有什么区别。笼统的把《桥》归为诗化或散文化的小说类型则可能忽略了《桥》的与众不同的“创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