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人中最具有神性的思想家。他是一位伟大的窃火者。如古希腊神话中的普洛米修斯，从天上窃得火来给中国人，于是他的命运也就同普洛米修斯一样，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永久性的崇敬，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人们的攻击和抵毁。 人类文明的发展，常常把最重要的、已然的宝贵财富忽略、轻视。大概因为最重要的东西总是显得过于平常；太平常了，就容易被忽略。鲁迅对于思想家的历史悲剧命运有过充分的估计。他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火》、《别一个窃火者》等好几篇文章中都说到了人类对窃火者的不公正待遇。这种不公正，在中国、外国都有，但是，在中国尤其让智者寒心。普洛米修斯从天上窃得火来，造福人类，从此，让赤身裸体、茹毛饮血的人们得以取暖，并欣然吃着熟食。这使人类发生了一场比起电气化、电脑化等都更重要、更关键得多的、伟大的生存革命。这不仅影响到人的体质，而且，更影响到了人的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人类的火神，不管他叫普洛米修斯，还是叫燧人氏，名字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人类并没有忘记发明火的人，从而把他造成了神，以便永久性地加以纪念和供奉。供奉神灵，原本应该是人类的一种文明行为。因为，人是一种历史动物，也是应该最具有神性的动物。这样说，有人肯定不会同意。这是因为他们很容易把崇拜人的神性与现代造神运动中把权势者捧为神的愚昧之举混为一谈。这种把似是而非的概念胡乱混淆在一起的思维，也是缺乏神性的表现。我们这么多年以来说到反对神化这个、神化那个，已经够多了。但是，就是没有很好地研究人究竟该不该具有一点神性。我倒认为，人类的思维特点中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神化情结，也就是尼采所说的“超人”情结。人是具有神性的动物。人如果失去了神性，也就失去了人的本质特征，等同于行尸走肉了。自己没有神性，不妨做一世庸人，只要不胡乱地向神性的人类开炮轰击就好。不幸的正是如此，窃火的普洛米修斯被绑到山上，任凭天鹰吃他的肉。中国的燧人氏虽然没有那样的命运，却被人忘却了。忘却比起被诅咒是更深层的不幸。还有更加不幸、更为可悲的是忘却了燧人氏之后，转而敬奉另外一个莫明其妙的放火恶神。这就是中国人性弱化的最有力证明。鲁迅说：中国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1][P142]就是批评中国人性的弱化特点的。正常的人性失去之后，到处都是被权势力量迫使和世俗观念趋使而成长起来的乱冲乱撞的无头人。明白这样的惨痛道理，才可以理解思想家的思维。鲁迅在《药》中写了夏瑜，在《孤独者》中写了魏连殳，在《复仇》中写了耶鲧，在《颓败线的颤动》中写了弃妇，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写了傻子，在《随感录》中借尼采的比喻写了别于古老猴子的文明人。这些材料都很好地说明了鲁迅做为思想家，对于身后的评价并没有希图满堂彩，不仅不想得到别人的喝采，甚至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被世人斥责和否定。他不想讨好那些喜欢做美梦的人，也不预约给大家任何虚幻的理想，他总是向人们报告危机、绝望的坏消息。他精神上负担过重，他却自责“好像在替大众受罪”的感觉，把它看成是小布尔乔亚的娇气，他的内心有很多的寂寞。他好像“一匹受伤的狼哭着，承受着天地间绝少有人理解的悲哀。他愿意做一个永远的“孤魂野鬼，”“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1](P4)他即使死去，也不想求得后人对他谅解什么。因为，通过他的请求，别人宽恕了他，别人就会把他看成一个疯子或者小丑，一个堂吉诃德，那么，以往的全部严肃都将化为烟尘。思想家即然做了窃火者，就不怕让凶恶的天鹰吃自己的肉。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愿意接受世纪的审判；他也有充分的信心，等待人们终于对他的理解。 由于这样一个事先想好的遭遇，鲁迅创作了许多小说、杂文，但是，却不打算得到称赞，也没有想进入高尚的文学殿堂。他说：“辣手的文明批评家，总要多得怨敌。”[2][P242]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不希望自己的文章长存世上，而是希望文章“速朽”。他在《野草·题辞》中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对于这样的结果，他说“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世界上为自己的朽腐和自己作品的朽腐而放声大笑的人，大概是很少的吧！其原因是自己的作品是那个并不自由的天地里面生出的野草，不可能、也不想做什么鲜花。他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那些东西因我的东西而呕吐，我也很高兴。”[2][P283]“有人不高兴，我即高兴。”[4][P83]有人“讨厌我‘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于是而时时有‘杂文’。这的确令人讨厌的，但因此也更见其要紧，因为‘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5][P403]“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2](P3)中国人中有几个人肯以自己的生前身后的事业与名声去殉真理？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毕其一生的心血去同人类最丑恶的品行做斗争？又有几个人能够甘于冷落地孤身站立于荒原之上而任凭风沙把自己打得遍身粗糙，九死无悔呢？谁又有这样的自信和执着的意志去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志向呢？只有鲁迅！如果我们骂鲁迅太多，只因为我们的思维水准距离鲁迅太远太远；我们的精神品格距离鲁迅太远太远。思想家爱默生说过：“谁生活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们就把谁看作伟人。因为别人升入这种境界真是难于登天；他只不过眼睛一睁，就把事物看得非常真切，了解到它们广泛的关系，而别人必须辛辛苦苦地更正，谨防失误。”鲁迅就是这样一个把眼一睁就可以把事物看得清清楚楚的思想家。我们同鲁迅之间就是有这样的差距。这个差距使我们惊奇，也使我们自惭形秽。这不能不由此生成一种难堪。这种难堪就化成了伟人的孤独和庸人的愤怒。爱默生分析道：“一个人回答了他的同时代人提不出的某个问题，他就被孤立起来了。过去和现行的宗教和哲学回答了另外的某个问题。有些人使我们觉得前途无限，然而，对于他们自己，对他们的时代却毫无帮助——也许是某种在空中发号施令的本能的游戏——他们不能迎合我们的需要。”[6][P677]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说过：“伟大的人，就像伟大的时代，是蕴藏着巨大的力量的炸药。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生理学角度看，他们的前提条件总是：长期以来他们已经集结、积聚和储存了巨大的力量——并且，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爆炸了。一旦这一堆物质中的紧张状态超过了极限，那末，最偶然的刺激都足以将‘天才’，将‘业绩’，将伟大的命运召唤入世。”在天才面前，时代成了一个弱者，他的力量使得一些步其后尘者精疲力竭，而且自惭形秽。在伟大的人物面前，我们成了侏儒。因此，哈罗德·布鲁姆从这一个意义上说：伟人是后人的“灾星”，而不是“恩人”。[7](P50-51)鲁迅还不止一次地表示，他欣赏尼采的比喻，他说：“我想，人猿同源的学说，大概可以毫无疑义了。但我不懂，何以从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变人，却到现在还留着子孙，变把戏给人看。还是那时竟没有一匹想站起来学说人话呢？还是虽然有了几匹，却终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立异，都咬死了；所以终于不能进化呢？”[2][P325]正当大家都爬在地上，两眼下视黄泉的时候，谁也不会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只是因为有一只多事的猴子想站立起来走路、看世界，搞乱了大家正常的生活秩序，大家不免会骂他异想天开。偏偏不怕别人攻击的猴子成了孤独者。他第一个站起来，就是用行为回答了一个他那个时代的同时代人所提不出的问题。也许四只脚走路对于猴子来说不算什么下流行为，他们也得到另外意义上的前程无限，但是，那是对于他们自己和那个时代毫无好处可说的。当大家也知道站立比爬着好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为人类第一次发表站立宣言者。还反过来责备鲁迅多事。这究竟是谁之过呢？鲁迅在谈到伟大与渺小之间的分别时比我们说得更加卑微。“譬如有一堆蛆虫在这里罢，一律即即足足，自以为是绅士淑女，文人学士，名宦高人，互相点头，雍容揖让，天下太平，那就是全体没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虫。但是，如果有一只蓦地跳了出来，大喝一声道：‘这些其实都是蛆虫！’那么，——自然，它也是从茅厕里爬出来的，然而，我们非认它为伟大的蛆虫则不可。”[8][P569]这一个酷烈的比喻中说的是，即便大家都是不干净的，那个发现并且承认自己是不干净的人也是伟大的。鲁迅也说自己是破落户的子弟，但是，他从旧营垒里来，能够向旧营垒发射枪弹，这是别人所无法与之比肩的伟大。其实，伟人和常人之间就有那么一点点区别。而正是这一点区别，就分开了高尚和卑微，伟大和庸俗，进化与退化，甚至于区别开了人与兽。我们现实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其实比类人猿与类猿人之间的差距还要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