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1)01-0010-04 一 说来耐人寻味，在人们的文化兴趣日益多元化、经典的热度大为减弱的今天，鲁迅著作在多家媒体关于百年文学经典的读者调查中仍然高居榜首，就连据说对平面阅读不再抱有多少兴趣的网民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因特网上，评选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作家，鲁迅也还是名列第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贬低鲁迅的倾向。有的青年作家把鲁迅斥为挡路的“一块老石头”（《北京文学》1988年第10期韩东文），有的前些年曾经走红一时的作家出语不似这般粗鲁，但冷嘲热讽之中对鲁迅却是“贬你没商量”。不只易动感情的作家有此“冒险”之举，而且一般以为应该注重史实考辨、讲究逻辑推演的学者中，竟然也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出身的博士反戈一击，向鲁迅的人格、思想、创作大动刀斧。刊发贬鲁言论的载体，不止于自诩可有天马行空般自由的网络，有近年来锐意出新的杂志，也有向来以别致与持重兼而有之的风度见称于世的名刊。贬鲁的言论，并非仅仅出自几位作家、学者之口，也并非仅仅见于传播媒体，在其他场合也时有所闻。据一位大学教师在文章中透露，在大学里，“还有更激进一点的青年学子在课堂上发难，说鲁迅早已过时，绝对是心理变态者。其地位完全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中文系现在还开着‘鲁迅研究’简直可笑，要开也应该开‘鲁迅的局限’。”（《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4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敢于向鲁迅质疑，并且能够发表出来，这应该说是开放社会的表征。质疑本身也并非多么可怕，鲁迅生前就从未害怕过质疑，反而是在各种质疑与论争中磨砺锋芒、拓展境界、展示风采、扩大影响的；今天，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自然也无须害怕质疑，正是在尖锐的质疑和辩难中，其本体才能愈加清晰起来，其价值才能更加凸现出来，这一宝贵的历史遗产才能转化为民族精神建设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但是，在鲁迅没有直接用暴力反抗清政府以及个人的婚姻生活等问题上，歪曲事实，背离常识，袭用封建伦理标准，对鲁迅的人格横加指责，脱离中国思想文化历史背景和现代文学语境，以自己的肤浅与巧借他人的“胡说”，消解鲁迅的思想家文学家的价值，则已经超出了学理性质疑的范畴，只能说是地地道道的贬损。这一现象让人感到震惊，也颇值得深思：它的产生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 无须否认，刚刚启动的市场经济调动起人们创造财富的高涨欲望，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与此同时，也刺激起人们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滋生出一些有害无益的短期行为。况且在体制尚待完善的转轨时期，有人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或血缘、情缘、地缘之类的关系进行权钱交易，能够一夜暴富，住豪宅开洋车，甚至把来路不明的巨额钱款转移海外，为自己或子孙在中国法律管辖之外的异域留一条后路。这怎么能让权力圈外的人们丝毫不为之心动呢？社会上许多消极现象的产生便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文坛与学术界可谓“清水衙门”，不像生产流通领域那样容易仿冒名牌、制假售假，但话语权也是一笔无形资产，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会获得由此而来的名与利。近年来，文坛与学术界颇有一些人不耐寂寞，不甘清贫，弃文下海，经商从政，但坚持在精神园地的守望者、耕耘者毕竟还是多数。10年动乱刚刚结束时，百废待兴，万象更新，凭借一篇短篇小说、一篇论文便名满天下的事情并不稀奇。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余年的拓展，文坛与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积累。在这种情况下，要崭露头角并进而保持优势地位，谈何容易！初登文坛的青年作家，作品不见得比前辈作家逊色，可一时还没有多少人理会，岂不让人焦虑万分、寂寞难耐？于是，有人便把故作惊人之语看作一条争取话语权的捷径，大声疾呼同经典作家“决裂”，要一脚踢开“老石头”。曾经走红一时的作家，如今似露江郎才尽之象，为了重新唤起读者的注意，找回当年那种陶醉于喝彩声中的感觉，任他是谁都敢调侃奚落嘲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老一代学者所称许的这种治学方式，在经济压力（要维持生计、赚钱买房等）和竞争压力（要评聘职称、要社会认可等）愈益加重的今天，已让不少年轻学者望而却步。如今要凭扎扎实实的学术很快赢得社会知名度难乎其难，而与媒体联姻的泡沫学术反而容易浪得虚名。这样一来，一些年轻人不愿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一点学问，而是想通过标新立异一鸣惊人，以达名利双收的目的。一些媒体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极力追求轰动效应。双方的利益协调共振，功利性的标新立异便由此登台亮相了。所谓标新立异，其实“标新”很难，“立异”倒容易得多，选一个最大的靶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劈头就给他一阵乱箭，十之八九会有立竿见影之效。要找最大的靶子，鲁迅便首当其冲。如此战法，早已有之，当年创造社与太阳社大战鲁迅，便是先例。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先辈们总还要找一点先进的理论作为根据，试图以“落伍”于时代来震慑住鲁迅；而今天年轻的或已经不怎么年轻的“好汉”们却大半无暇也无意寻觅什么理论武器，只是凭借急于寻找突破口的地下岩浆般的情绪，将那些既不合史实又背离逻辑的贬语喷发而出。就此而言，还真是让人不由得生发出一点世风日下的感叹了。 无论贬损者对自己的言论冠以怎样堂皇的名目，总是掩饰不住争取话语权的功利色彩。但如果把这样一种文化现象仅仅归结为个人动机，显然失之片面。大而言之，毋宁说贬鲁现象反映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消解权威的情绪。自毁长城的10年动乱结束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元化主导体制虽然没有改变，但在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许多方面事实上已经日趋多元化，权威的全民认同性发生了无法避免的危机。仅就社会生活而言，尽管反腐倡廉的呼声持续高涨，惩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强，但痼疾难除，腐败成风，媒体披露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有多少贪官污吏明里暗里搜刮民脂民膏，却仍能道貌岸然地稳坐交椅，有多少国有资产被手握权柄者鲸吞蚕食，而黎民百姓却束手无策，一部分人富得蹊跷，两极分化渐露苗头……对于种种社会弊端与复杂的社会矛盾，人们心中有数不清的困惑，有压不住的火气。然而，来自权威部门的解释未必能够令人信服，因而让人产生一种怀疑、疏离权威的意念；疏导火气的渠道未必都那么顺畅，诉诸官员，有些官员正是怒气所指；诉诸媒体，媒体也许会有种种顾忌；诉诸司法，有时会碰上司法腐败……在价值体系多元化的情况下，社会不公自然加重了消解权威的情绪。可是，政治权威碰不得，司法权威通常也不敢碰，经济权威主动巴结惟恐不及，哪里还谈碰不碰的问题。比较起来，只有社会知名度大、而碰起来没有什么危险的文化权威庶几可以碰一碰。于是，近几年来，总有人频频地向文化权威挑战，向既定文化秩序挑战，形成了一股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化领域的“解构主义思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鲁迅成为消解权威的对象，批评鲁迅成为一种文化姿态的舞台亮相与社会情绪喷发的火山口，贬损鲁迅不过是这种情绪的极端化表现而已。就此说来，鲁迅颇有点代人受过的意味。这种无奈的曲折的发泄，蛮勇之中透露出几分可怜的卑怯与可笑的狡黠。不过，这倒也提醒我们，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应该切切实实地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将腐败与不公遏制到最低限度，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体系，让人民群众能够看到解惑释疑的可信权威，能够找到表达意志与疏解愤懑的合适渠道，从而使社会发展尽可能地减少动荡的成本，使人民生活尽可能地提高共同富裕的程度。 对鲁迅的贬低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对以往神化鲁迅现象的反拨。不能否认，从50年代到70年代，在对于鲁迅的研究与宣传中，确实存在过相当严重的神化鲁迅的现象。对鲁迅只能颂扬，不能批评，而且研究大多只是演绎领袖人物“钦定”的“三家”（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把鲁迅的话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满足于仰视的诠释，尤其是10年动乱期间，群星灿烂的现代文学史被横扫得差不多只剩下鲁迅一人，鲁迅著作常常被肢解、歪曲作为“革命大批判”的武器，甚至鲁迅的言论还被当作衡定同时代人“进步”与“反动”的标准，凡是被鲁迅批评过的人总要罪加一等。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神化鲁迅的现象不可能完全消除，但的确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学术界在还原鲁迅的本体方面做了大量艰辛而富有成效的探索，对鲁迅的“立人”思想、“国民性批判”思想等过去注意不够的方面有了深入的研究，对鲁迅复杂的精神世界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敢于直面鲁迅的局限性，做出历史主义的阐释，对鲁迅的认识趋于全面、深刻、准确[1]。然而，曾经有过的神化鲁迅现象给人的印象过于深刻，加上神化的阴影在现阶段一时未能完全散尽，而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成果又没有及时、充分地引入大学、中学教育中去，在社会上的宣传普及也远远不够，所以，不少人误以为对鲁迅仍是只能颂扬、不能批评。就连著名作家冯骥才到了2000年初仍有这样的印象：“中国文学有个例外，即鲁迅一直是文学中唯一不能批评的作家。”[2]正是这样一种印象，在不少人那里，激起了强烈的反拨情绪，要对鲁迅下一重锤。裴毅然博士在充分肯定鲁迅的伟大性与先锋性的同时，提出“即便从思想解放的角度，今天也有必要对鲁迅说道说道。或者痛痛快快招认了：就是想挑挑鲁迅的毛病，打破这最后的神话。这一念头，最近于冥冥中竟成了一种召唤。再说，如今毛泽东都能说得，何以鲁迅还说不得？”（裴毅然《鲁迅问题》）事实上，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没有了“唯一不能批评的作家”，鲁迅研究的禁区已经越来越少。把实际上已经发生根本性扭转的神化鲁迅现象现实化、夸大化，然后挺着丈八长矛嘶声呐喊着猛冲上去，一顿乱刺，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想起同风车和羊群作战的堂吉诃德。问题还在于“说道说道”也罢，“挑挑毛病”也罢，总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总要以史实为依据，总要讲究一点逻辑。鲁迅为什么会被后人歪曲利用，要做具体的历史分析，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让鲁迅负责。对鲁迅的局限性、片面性的分析不能代替整体的评价，还原鲁迅的本体不能等同于情绪化的贬低。而有些人却陷入了非此即彼的绝对化、简单化思维方式不能自拔，不惜以俗化鲁迅、甚至丑化鲁迅来同神化鲁迅相对峙。譬如青年作家韩东就说：“即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吧，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第29页）这种断语下起来简捷倒是简捷，可惜其荒谬正应了他自己所说的“不证自明”。鲁迅本身和鲁迅的评价问题，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待之以历史主义态度，下一番扎扎实实的苦功，充分地占有相关资料，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细致的辨析，参之以个性的感悟，这样才有希望真正地深入进去，做出科学的因而令人信服的阐释，使人们认识历史上的鲁迅，使神化色彩消泯净尽。神化固然不可取，但代之以情绪化的恣意贬低，这一代价岂不是过于沉重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