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1)01-0014-06 20世纪中国历史特别值得庆祝的一件大事，就是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在中国历史上，鲁迅这个名字可谓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现代思想观念的确立；标志着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消亡（注：这里是在哲学层面上使用“结束”、“终结”、“消亡”的概念的，它们指的都不是旧的东西的被消灭，而是被扬弃。），现代知识分子的面世……一句话，它标志着中国历史的转折——由腐朽转向新生，由传统转向现代。惟其如此，中国人民从这个名字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对他刮目相看，就对他进行观察，分析，研究。80年来，这种研究从未间断。尽管其间不断出现曲解、反对甚至诋毁的不合谐音，但这种研究随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进步而不断走向深入。郁达夫在哀悼鲁迅逝世时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民自觉出了民族的尚有可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鲁迅的灵枢，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1]鲁迅逝世后60余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民是知道珍爱自己的伟大的人物的人民，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随着鲁迅所呼唤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逐步觉醒，西天角一片微红的新月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中华民族在步履艰难中一步步走向复兴。而也正是在这沉重的脚步中，中国人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制约民族腾飞的关键在于人的素质的严重滞后，因而也就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鲁迅思想对实现民族复兴的无比重要（注：这样说肯定会受到某些智者的奚落，认为我把鲁迅看得过重，把鲁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看得过重。的确，在12亿中国人中，持这样看法的人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哲人的思想，都只是为少数人所认识，所掌握，都是由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渠道传播到社会中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这种趋势与社会现状的矛盾，向鲁迅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鲁迅研究在既有的基础上健康地发展，以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迅速腾飞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 关于鲁迅研究的新路向问题，近几年人们已经谈了很多，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鲁迅研究的历史，以史为鉴，温故知新。80年来，几乎每个时期的鲁迅研究都有成就可谈，但我觉得最为辉煌、最值得浓笔重书的还是80年代。新时期伊始，被文化大革命踏为一片荒地的文学研究领域犹如初春的原野，万物复苏，绿意盎然，但首先表现出勃勃生机而且一直保持旺盛势头的还是鲁迅研究。这并不是因为文革期间鲁迅研究还允许存在因而容易起步，其根本原因还是由鲁迅自身的性质和时代需要所决定的。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变革，都是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然而这一转折真正成为变革主体的主观自觉，还是由五四开始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人的生存状态、生存目的不同。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五四以前的一系列变革或注重器物层面，或注重政治制度层面，而都忽略了这一根本目标，特别是忽略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对传统入学的深刻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一历史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五四的主题就是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为实现这一历史目标，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在两个方面同时作战。一是引进西方的现代观念，其核心是科学与民主；一是打破由传统人学构筑的禁锢中国人的“铁屋子”。比较起来，后者更为重要，任务也更为艰巨。而鲁迅则是为完成这一历史重任而冲锋陷阵的猛将。在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中，鲁迅是最具有清醒而自觉的历史使命感的人，是最能体现五四人的觉醒、人的解放的主题的人。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把建立“人国”，也就是实现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从日本回国后近十年的痛苦实践与思索，又使他认识到实现“人国”目标的最大障碍是传统人学对人的漠视与禁锢。始终以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为思考问题出发点并因此而对传统人学展开深刻而激烈的批判，这是鲁迅与新文化运动其他先驱者的重要的同中之异。正是因为有了五四，有了鲁迅的文化批判，中国历史才得以走出传统，走向现代。我们说鲁迅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中国历史的转折，其根据就在于此。就是鲁迅和时代的关系的本质所在，是鲁迅和中国历史的关系的本质所在，是鲁迅作为历史潮流推动了这一历史转折。这个转折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由国际和国内双重因素所决定，20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是救亡图存和阶级解放，但从根本上来说，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最终目标还是人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指导思想的失误，使得这一历史任务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这一历史进程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十年浩劫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肆意践踏是对五四的反动，对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的反动。浩劫结束，人们从噩梦中醒来，才猛然发现五四所提出的历史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于是人们呼唤五四，纪念五四，重提五四。一时间，思想理论界特别是知识界形成了一种浓浓的五四情结。鲁迅研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可以说，在那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鲁迅研究以其特有的思想资源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因为与时代的需要相契合，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相契合，鲁迅研究才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以鲁迅人学思想为核心，鲁迅遗产的各个方面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开掘，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形象清晰地屹立在国人面前。与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的历史作用相关联，鲁迅研究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化，鲁迅的人学思想成了研究者观照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的历史尺度。不仅如此，80年代由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深入，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化，都与鲁迅研究密切相关。 80年代鲁迅研究的辉煌也许不会再现，但它却留给我们永远难忘的启示。鲁迅是一个目的十分明确的致力于中国社会改造和人的解放的思想家，牢牢立足现实，密切关注现实是他最重要的思想品格。他的思想因现实而生，为现实而在。但他不是那种目光短浅就事论事的庸人，他有着执着的终极关怀和终极目标，这就是人的解放。执着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注在他的思想中有机地融为一体，这使得他关注的现实总是人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现实，因而他笔下的现实中总是蕴涵着历史和未来。谈到他的第一本杂文集《热风》的编辑出版，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2]1·P29230年代，他再次从上述角度谈起他的杂文，指出其特点“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2]5·P4。这说明他所针砭的“时弊”，乃是民族的乃至人性的劣根性的“标本”。因此他又说他的杂文反映的是“中国的大众的灵魂”[2]5·P40。就是这样，鲁迅从“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2]1·P212。这样从历史与现实出发，观照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不合理以及造成这种不合理的历史与现实因素，并且特别揭示出这种现实与历史的内在联系，指出由于历史的积淀所造成的现实的顽固性。这就使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突破了具体的时空限制，具有了深远的历史意义。诚然，同鲁迅生活的时代相比，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华民族在人的解放的道路上已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人的解放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特定的国情，我们的社会从各种体制到生活实践，都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封建传统观念的余毒还严重存在，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又广泛孳生严重泛滥，人的发展还受着多方面的制约，人的解放不是一个严峻的时代课题。只要打开鲁迅著作，就会惊奇地发现，他很多作品好像就是写于今天。我们不能不惊叹他对我们的民族性乃至整个人性的高度洞察力。这深深地启示我们，当今的中国仍需要鲁迅，社会的变革，特别是人的思想的变革仍需要鲁迅思想的推动。这要求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像鲁迅本人那样密切关注时代的要求，历史的进步，要像他那样把终极目标和现实关怀有机地统一起来，以人的解放为中心，不断深入挖掘他的人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并以此为指导，去观照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危害人的健康发展和最终解放的种种消极因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要完全像鲁迅那样直接去抨击时弊。鲁迅研究者的责任不是撰写鲁迅式的杂文，是通过对鲁迅形象的正确塑造，通过对鲁迅思想的深入开掘，给作家、给社会提供一种思想资源，一种精神营养。其实，任何一种可以称之为研究的研究都会或多或少地和现实拉开一些距离，由真正的学者组成研究主体是研究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理论探讨和体系建构是研究的基本品格。从这一意义上说，学院派的研究是无可厚非的，甚至可以说，任何一种研究，如果没有学院派学者参加，都构不成真正的研究。问题的关键是研究者的思想境界。鲁迅研究能否健康发展，关键在于研究主体是不是鲁迅那样对人的解放抱有强烈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注，在于研究主体是不是像鲁迅那样对民族的发展始终抱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只要研究者具备了这样的思想自觉，只要研究者心中总是高扬着人的解放的旗帜，那么，不管他是从哪个角度、哪个层面撰写鲁迅研究的论著，他的研究都是有价值的，都会对推动民族新文化的建设乃至民族的健全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