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批评的时代。批评的突出特征是创新。作为文学批评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同样面临着创新问题。如何创新、创新与规范之关系怎样把握，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具体问题。本文试图就1999年（下）出版的四部当代文学史，结合本人参与主编《20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续）（注：徐国纶、王春荣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的点滴体会略谈一二，以就教于方家。 所谓99'四部当代文学史即指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及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 上述四部文学史无论从史学研究角度，还是从当代文学批评角度看，其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叙述体例、史料选用等方面均有重大理论突破。这无疑是当代文学史多年来勤于钻研的新探索、新成果。学术界对这几部文学史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重要学术刊物上都有所反应。例如对洪子诚先生的个人史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评价就很高，或称之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标志性的著作”；（注：钱理群：《读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后》，《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或认为洪先生找到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阿基米德点”。（注：陈美兰：《寻找诠辩的“阿基米德点”》，《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至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更因其“隐形结构”、“民间精神”等全新概念、范畴的提出而再度激起了文学史理论研究的热潮，同样证明了它的影响力。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被国家教委指定为高校文科教材，也证明了它的正统性、规范性特征。 当然，这四部文学史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学理性、规范化更强些；有的探索性、创新幅度更大些；有的暴露的问题，引起的争议更多些。这些长处和短处、成就和问题均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因此，以四部文学史为个案来探讨其中的理论问题就更具典型意义。 四部文学史的创新首先体现在编者自觉的创新意识。洪子诚先生在谈其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体会时说，“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意识，就是要清理一下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诸如“社会主义文学”、“农业题材小说”等概念的产生，它跟现代文学有什么关联，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和框架的沿用和模式化形成等问题。洪先生所说的问题正是多年来当代文学史编写中被反复沿用，又被不断质疑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但是，明确地提出并以切实的努力去“清理”这些问题的，洪先生可说是第一见成效的人。所谓“清理”就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也就是说，一方面，会更注意对某一作品，某一体裁、样式、某一概念的形态特征的描述，包括这些特征的演化的情形；另一方面，则会关注这些类型的文学形态产生、演化的情境和条件，并提供显现这些情境和条件的材料，以增加我们‘靠近’‘历史’的可能性”。（注：《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PV。）洪先生的“清理”工作的意义还在于对有当代文学史以来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清理，这是对文学史研究的提升和深化。如此的“清理意识”就是创新意识，它从根本上清理了以往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症结性的问题，突破了以往的文学史重在评判文学现象，拼命寻找所谓“规律”的既定的先验目标，实现了“触摸历史”强调“历史现场感”的自觉的史学研究目标。这既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也是对历史之后的负责态度。这种负责态度恰恰是作为“教科书”或“教程”所应当具有的严谨风范。 洪先生正是在这种“清理”工作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史观，“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并且发现和使用了许多新鲜的历史资料，对一向有“定论”的某些重大问题，比如在“毛泽东文学思想阐释评价”问题上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识见；对“非主流文学”给予了客观的、历史的、公正的史学地位；充分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特别是敢于大胆地直言当代文学的“矛盾冲突”和分歧现象，并对之做出了卓而不群的评论。该书从文学史著的深层结构打破了传统的当代文学史著的框囿，确立了旗帜鲜明的史学观点。诚如陈美兰先生所概括的，该书“首先，是对历史多元性的真正确认”；“其次，是对潜在历史与显现历史的处理”；“还有，关于历史尺度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把握，也是我们在诠释历史时要面对的问题”。（注：《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洪先生绝不仅仅撰写了一部上好的史著，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为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贡献了一个典型案例。 就创新而言，陈思和的《教程》更大胆，更出格，标新立异随时可见。从《教程》的“序言”中我们读到陈思和的“创新宣言”。“序言”明确设定了《教程》力求实现的三大特点，一是以文学作品为主型，力求区别以文学史知识为主型的文学史观；二是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整体观，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三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多义性的诠释，使文学史观念达到内在的统一性。《教程》“序言”反复强调的“关键词”是“多层面”、“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共名与无名”等。正是这些体现创新意识的文学史新概念、新范畴引起了学界的争鸣。《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第4期分别发表了两篇重要的批评与反批评文章就是一例。李扬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就“潜在写作”、“民间意识”两个全新概念与陈思和商榷。指出“‘潜在写作’由于无法确认其真实的创作年代而缺乏真正的文学史意义，对‘民间意识’的非历史化理解则忽略了‘民间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构。因此，应尝试借鉴包括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内的当代人文学科的成果，尽快形成文学史写作中方法论的自觉意识。”《教程》前两位编写人员王光东、刘志荣则紧接着撰文对“潜在写作”与“民间”两个概念进行“再思考”，认定“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思路及其可行性”。 无疑，这是正常的批评与反批评。它从一个侧面论证了《教程》及其编写者的创新意识确实以其新锐性刺激了批评界，活跃了当代文学史研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相关的学术理论思考。学术批评同文艺创作一样，既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它就必须要不断地更新观念，突破僵死的教条和固定的模式。只有创新意识才可能有创新之举。正如中国近代某些哲学家所指出的，中国人总是习惯于对经典“照着讲”，而不会、也不敢“接着讲”。照本宣科，一成不变。“接着讲”才是开创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