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1)02-0060-04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出版后，许多老师都提了很好的建议，也提出了在教学实践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最希望听到的。一本教材与一本学术著作不同，它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来提高当代文学教学工作的质量。下面针对老师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谈谈我的个人意见。 一、当代文学史的新与旧 张新颖有个观点很好，他说，这部教材许多人觉得有“新”意，其实是老师觉得“新”，因为老师是针对了以前所接受的教育和所进行的教学经验而言的。但是对学生来说，他读什么作品，读什么文学史，是没有比较的。对他来说，文学史可能就是这样的。文学史说到底是一种解释，无所谓“新”与“旧”的对立，应该允许有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文学史的存在。尤其是当代文学史，它作为一门学科真正建立大约只有近20年的历史，而且与这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的大改革大变动联系在一起。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每一次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的变动，都为文学提出了“新”的认识要求，有的变动甚至会改变对以往文学史的根本性看法。在这一点上我很赞同许多老师的看法，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史”是不成熟的。但正因为是不成熟的，我们才有可能去重写，去探索，才能允许我们去打破以前的文学史框架。说到底，以前的文学史框架、观念和大纲也是过渡性的，随着发展而变化的。所以，教什么内容而不教什么内容，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主动权。如果说，教外国文学不教莎士比亚和歌德，教古代文学不教李白和杜甫，教现代文学不教鲁迅都是不对的，但在当代文学方面，历史还没有经典化的筛选，没有哪个作家和哪种理论是永垂不朽的。我们今天因为与时代隔得近，会觉得有些作品很重要，但时代风气一旦变化，这些作品就微不足道了。比如80年代初的当代文学史往往要编上下卷或三卷，而且还不包括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写进去的作家都很重要，而是因为时代太近没有办法进行筛选。如果按照这样的罗列法来编写，那么编到世纪末起码要编六七卷，根本没有办法用来上课。所以重写文学史也就是一个重新筛选的过程，要不断筛去有共性而没有个性的作家作品，补充新的更能够体现时代特征和有个性的作品。时代发展变化了，时间的容量大了，而历史上的内容只能减少不可能增加。《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困难就在这里，它的篇幅在编写时都已经定下来了，只能是一卷本，但内容不但要包含50年的时间，还要发掘50年代到70年代的“潜在写作”。无论从时间到空间都扩大了，所以，与传统的当代文学史相比，我就不能不删去许多旧内容。这是很正常的。 二、叙述文学史的立场不能自相矛盾 我觉得，当代文学史内容的选择和解释，都应该根据现在对时代生活的认识而不能停留于历史上的认识。这次会上有老师提出为什么好作品都是冲破了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表达了作家个人情怀的作品，如潜在写作或民间文化的隐形结构。我想这也是很正常的。文学作品从来就离不开作家对生活的独立思考和个人命运的感受，时代精神只有通过个人命运来反映，才可能是文学创作。而50-70年代许多歌功颂德或者宣传政策的读物，在那时候虽然只能按当时的意识形态来理解，但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一项政策的正确不正确需要长期的实践检验，不能靠作家来预售进入天堂的门票。如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本来是国家计划中的一项长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可是后来有些领导人头脑发热，就大干快上了，当时的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被批评为“小脚女人”。结果是怎样呢？在合作化运动中到底是谁犯了错误，现在看来是很清楚了，实践早已证明了。可是当时不清楚，作家一窝风去写合作化，历史还没有证明的东西他们已经预言了，目的是为了宣传政策和教育农民。但有些作家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所以才会有“中间人物”比英雄人物写得好，作家们实际上对这批农民最同情最理解，只是当时不敢说。如果我们觉得这些作品在今天还有意义，那就是通过对“中间人物”的塑造和描写，曲折地表达了广大农民的真实想法。这就是所谓的民间立场。因为作家在这一点上与广大农民的真实想法是沟通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讲课就应该讲作家是如何在宣传政策与民间立场之间的复杂选择。像《创业史》，柳青难道不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吗？他既要按照政策虚构梁生宝这样的英雄，又要写出梁三老汉来曲折传递农民的信息。但现在看来，这部小说的价值就是在真实地写出了梁三老汉，而且描写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时寄予了极大的同情，而不是站在官方立场上对农民最神圣的感情持嘲笑的态度。合作化运动从改变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的理想来说当然是对的，可是这显然超出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农民的接受能力。结果是影响了生产力而不是提高了生产力，也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文革”后经济改革政策首先是从农村责任田开始，撤消了人民公社，所以才会有高晓声的“漏斗户主”陈奂生的故事。我们讲文学史应该把历史前后发展贯穿起来，讲课的立场要统一，否则，讲50年代文学时就大讲梁生宝等当代英雄的正确性，讲80年代文学时又讲漏斗户主的命运变化，那学生就会搞得稀里糊涂：既然梁生宝的道路是金光大道，那怎么会有漏斗户主？会有造不起屋的李顺大？小说《李双双》也有这个问题，李是位风格比较明亮的作家，他笔下的河南农村总是亮色居多，再加上图解政策，对生活的描写不能不是伪现实主义的。所以我对小说《李双双》的内容不敢恭维。但它在采取民间艺术的营养和创作当代喜剧方面却有一定的意义。如果我们觉得今天在课堂里讲这些作品还有意义，在我看来，那就是刚才所举的作家的民间立场和民间审美形态。这些作品在当时都是图解国家意识形态的作品，如果作家没有民间立场和民间审美形态，那写出来的只是一部图解政策的宣传品，它的宣传时效过去了，我们就应该把它们遗忘掉，不值得在文学史上谈它们。如果我们从小说所歌颂的大跃进办食堂等内容上肯定了《李双双》，那么，同样是河南作家，我们如何来理解今天的作家如张一弓、刘震云、阎连科等人写作的农村图景的真实性呢？学生就会问老师，到底哪一个河南农村图景是现实主义的？所以，只有充分揭露了50-70年代的文学创作在反映现实面前的虚伪性和伪现实主义，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现实和中国今天的文学创作的真正意义。时代、社会以及生活的发展可能是充满矛盾的，但我们叙述文学史的立场不能自相矛盾，不能迁就历史上错误的观念，否则就不能说服学生。
